部地区应根据国内外产业转移规律、产业转移主体企业的区位选择偏好以及国家关于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基本意见，借鉴有关省份如广东省关于推进产业转移的经验，运用地方管理经济要素的各项职能，根据自身区域发展演变特点，构建区域竞争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转移承接策略。
制度是促进经济要素流动最为重要的变量。应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规范经济活动行为，竞争的形成。良好的政策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以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发展为原则，增加市场的度，市场秩序并加强管理，加强市场的法制建设，都将促进经济活动的发展。此外，通过税收优惠以及财政补贴的经济政策的实施，调节经济活动的区位。经济活动区位一般是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的期待收入大于成本下所决定的。地区或场所不同，经济活动有成本上的差异，期待收入也有差异，当期待收入低于成本时，经济活动将不会在那里产生与发展。对于那些成本高、期待收入低于成本的地区，如果鼓励发展的这一地区，给予税收优惠以及财政补贴，客观上起到增加该地区期待收入的作用，当期待收入大于成本时，经济活动就可以在这一地区兴起与发展。
产业政策是产业结构合理化、高政策，地方产业政策的作用体现为：在比较优势理论和需求收入弹性理论指导下，依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趋势和本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及现状，依据效率性、补充性(对市场机制起补充作用)、暂时性和明确性(实施范围限定、内容明确)原则，明确选择和扶持一系列战略产业，缺乏发展前景的夕阳产业，形成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地方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应根据区域特点和产业发展规律，参考其他地方承接的经验，从而比较准确地选择产业政策的重点，制定明确的产业承接政策和重点承接产业，引导产业合理、有序地流动和转移。
空间规划是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政策的地理表达。空间规划中的“空间”是建立在充分的社会经济等众多“非空间”因素研究基础上的“空间”。地方空间规划的目标是通过综合的规划设计，在促进社会发展和地域文化和生态的总体目标下，为人提供有利于人性发展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空间规划要解决加速发展与、地区和城乡的均衡整体发展、城市和自然的改善、城乡良好的发展模式、传统文化的、资源合理利用等问题，目的是创造有活力、具有竞争力、生态良好的区域，缩小地区差距，资源共享，建立高效的区域协调管理机制，实现对区域优势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利用。部地方应根据区域内不同地方特点，进行不同区域产业承接重点的合理分工，从而达到区域内的有序竞争。
财政和税收始终是主导的重要手段。财政的调控功能表现在:通过分税制，界定上级与自身的经济关系；通过以地方税为主的收入，安排好企业和社会的合理负担；通过财政支出，安排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体现对结构调整的意向。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发展和的能力；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包括扩大投资需求来牵动增长，就业；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以优化产业和商品结构；建立和完善大商品的采购制度，以合理调整社会集团购买力。尤其是通过积极而合理的投资和税收调节，社会投资方向，以利产业的形成和既定经济目标的实现。当前，应通过财税分成制度的合理设计，使得承接产业转移区、产业承接区和产业转移企业三者共赢的格局：产业转移区通过产业转移，达到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承接区通过产业承接，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移企业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
通过规划和对特定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引导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向某一特定区域发展。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除上述作为市场的作用外，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是通过制定规划以及通过对特定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来引导、调节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就工业区位而言，米勒将劳动力、资本、原料、能源、运输、市场作为主要因子，而将用水、研究开发、经营、税制、自然条件以及其它要素归结为次要区位因子。在实际空间中，只有部分空间适合空间要素的集聚和发育，形成特殊的被Markusen（1996）称为“光滑空间中的黏结点（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它能够持续吸引资本和劳动力。由于空间的有限性和空间移动存在的空间或者距离的制约，区位主体总是寻求空间移动成本最低的空间区位。寻求最佳区位主体与区位条件的组合，是空间选择的主要目的，也是衡量空间利用合的基本判断标准。合适的空间区位可以有效降低产业发展的成本，提高产业与区位空间其他要素配置的效率，从而形成产业和空间良性互动的局面。但是区位因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地方可以通过“看得见的手”，对区位影响因子进行重新构建来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而开发区就是企业区位选择与地方推动的结合。
关于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论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传统的区位理论强调了地区的自然优势，如市场（杜能，1826）、地方化的技术知识（李嘉图，1817）和要素禀赋（Ohlin，1933）等，以及地方的补贴、税收政策（Keeble和Walker，1994）等外生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Marshall（1980）则分析了集聚外部性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他指出，企业定位于同类企业较为集中的区位可以获得知识外溢、劳动力蓄水池主中间投入共享等外部性收益。因此，应通过“关转一批、提升一批、培植一批”的产业发展战略，关闭或转移不符合地区发展的企业，同时，引进大项目促进产业结构提升，引进一大批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如汽车、新材料、新能源等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兴产业，通过龙头企业引进并形成产业集群，争取东部地区整个产业链全体转移，从而形成产业转移的范围经济和集聚经济。
中心—外围理论认为，人口、劳动力、技术、资本以及产业等经济要素转移规律呈现从中心向外围梯度转移规律。从中国国内区域产业转移已有的态势中可以看出，珠三角的深圳、东莞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向广东北部山区以及临近的广西等处转移；而长三角的产业主要的转移方向是由上海中心城—外围郊县—无锡、苏州、宁波等临近的苏南、浙北区—苏北、安徽、湖南等区域梯度转移态势。因此，未来中国部产业承接区，应根据靠近不同经济圈的地缘优势，形成产业转移区与承接区的自然对接，形成产业转移的自然演化和自然转移。比如近年，长三角内的一些传统产业逐步向区外转移。2008年大批服装企业进入安徽。同时期，湖南借助“沪洽周”主动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希望借助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及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产业、高素质管理人才聚集的优势，搭建对接长三角地区的综合平台，积极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区域开发采取非均衡策略，在有竞争优势的城镇及城镇带进行优先开发，有助于经济起飞和发展。当前，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首先是由于国家对部地区的扶持政策效果开始；其次，部地区都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为该地区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中央在农业政策上的倾斜，也推动了部地区的农业较快发展。但最为重要的是，部地区应抓住自身特点和优势，在产业转移中找到发展的机遇。为了有效地解决产业转移相关的问题，应该在制定产业转移的区域政策时，有意识地往区域内发展基础较好的重要城镇、交通线、城市带等区域实施产业转移优先策略，从而形成集聚效应。做梦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