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毗邻我国的日本、韩国、蒙古等盛行佛教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自1955年起，国民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而占世界第二位；韩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33倍，人均产值增加了6.3倍，当前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居世界第三位，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殖民地变成了一个高技术和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我国从以来，地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取得了的成就，世界刮目相看。人们不禁要问，东亚经济的发展究竟与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在冷战以后，亚洲的民族教意识或者教文明正在作为国家或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东亚的价值观、伦理思想形成了使东亚社会实现经济繁荣、进步，关系和谐以及法律秩序的基础。东亚最重要的文化传统是起源于印度，繁荣于中国、日本、韩国的佛教；和起源于中国，发展于东亚和东南亚诸国的儒教。在东亚地区进入近代以后，佛教文化与儒教文化虽然不能说完全融合了起来，但已形成混合的基础，这些融合在中、日、韩流行的很多佛教派和的某些思想体系中可以清晰地见到。例如：天台是我国最早诞生的一个佛教派，具有我国的民族特征，这个派把印度佛教的中观哲学和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儒道的论，特别是以为根本的人性论与佛教的业报思想撮合在一起，鼓吹具有泛神论的“无性有情说”，重视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与条理清晰、通俗易懂的注释方法等等。禅在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竭力将的学说和老庄的自然主义融入到禅学体系中去。从达磨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都可以看到儒、道的影响。
众所周知，日本佛教是在古代通过韩国传入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制度。战后日本佛教对在二战中军国主义的错误行动作了，从而回到了正常的道上去。五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佛教也适应战后资本主义的需要而急遽发展，提出了要成为“为社会活动着人们的佛教”，也就是“的佛教”。为此，他们首先了盛行几百年的“本末制度”（本山──末寺的隶属关系），突破了旧时派的，很多派纷纷脱离原有的隶属关系宣布。如四天王寺、圣护院、浅草寺等宣布脱离天台，另创很多新；总本山知恩院宣布脱离本，创本派；线所自己，创空海，这些改变虽然了战前的“地位”，但是也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模式，以适应战后的经济和的需要，与此同时，还打破了过去单一经营法事活动的方式，向多种经营方式转变，不少创办了非教性的宾馆、饭店等事业，甚至向企业入股投资或出租土地等，以增加经济收入；其次为了适应战后浪潮的发展，成立了内部或联盟形式的种种组织，如“佛教社会主义同盟”、“教革新全国同盟”、“大同盟”、“全国佛教革新联盟”等等，这些“佛教教团革新的核心是改变以‘家’为本位的旧有体制，使之成正基于个人的。具体内容是：废除教代表者与行政负责人的一元制……；加强与信徒的联系，扩大信徒对教团事务的发言权；吸收信徒参加务管理机关，实行僧俗一体化的管理机制，注重社会实践，开展多样化的活动”。[1]
日本佛教在战前仅有1356派，战后有13270个教团，至80年代已发展至157个，其中天台系20个，线个。[2] 根据1991年日本文部省文化厅在《教年鉴》中发表的统计数字，佛总数为84,005,633人，佛教团体为85,318个，佛教为74,736座。这些中很多积极参加日本国内外的和社会文化活动，有的还组织了政党（如“公明党”）和团体，参与议会的选举和国家行政的事务，与结成了不解之缘。近年来，不少信徒积极参与核武器、世界和平、反对安保条约等和平运动和改善生态、自然界的活动等。佛教团体还与神道、新兴教团体、教等发动了声势浩大、连续不断的反对靖国神社国有化和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此外，在开展增进佛之间的友谊、中日友好交往活动等方面也作出了值得称赞的贡献。
佛教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日本的社会、文化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目前日本佛教各派举办的教育设施遍及日本的都、道、府、县，也深入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等各个层次。据不完整的统计，有佛教大学31所，大学院17所，短期大学51所，高等学院113所（高中），这些学校不仅传授佛教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培养佛教的和情操，而且也讲授一般的文化知识。在不少佛教团体中还建立了自己的音乐团体，利用佛教节日、商社会活动中开展活动。佛教在日本的建筑、雕塑、造像工艺等等方面也有相当影响。此外，在研究方面一直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每年要出版数以千计的、学术专著和刊物，供人们阅读。
佛教在日本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也提供了一种指导意识的形态和服务。佛教的奉献有着深远的理论和历史渊源。大乘佛教最主要的思想是“普渡”，即“他人不度，我不”，这种思想传入日本后一直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日莲在创立他的派时，就认为《法华经》是一部勤劳、服务的经典，要佛认真学习。日本佛教的奠基人之一行基（668～743）在一首诗中说：“我得《法华经》者捆薪、摘菜、汲水、服务”，[3] 因之勤劳、服务一直是日本佛教的根本，也是佛教留给日本人民珍贵的遗产，这种在日本战后经济建设中无疑地起着重要的作用。
韩国佛教连绵至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它是韩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份之－，在社会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韩国的佛教是由中国传入的，从历史上看，韩国佛教在其总的发展趋势上都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影响。中国隋唐时期的佛教促成了新罗佛教的广泛流传，宋明佛教的教禅合一、儒释道三者的合流使高丽、朝鲜佛教出现了各通的情况，以后禅在中国成为佛教的主流，在韩国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当然，佛教传入韩国后，与韩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例如韩国把佛教的“五戒”解释为：“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阵无退；五曰有择”，这和印度、中国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护国主义成了韩国佛教的根本，忠孝成为伦理准则。战后，韩国佛教在清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最近的统计，韩国的佛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5％，占总数的50％，达1300余万人，派有27个。[4]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国古代早已湮没的派如三论、法相等却在韩国名义上还保存着。韩国现有一般佛教团体60个，青年佛46个，大学生佛教团体30个，佛教初高中学生会66个，儿童会10个。韩国佛教各团开办的大专院校有76所，初高中22所以及大批小学和幼儿园等。另外，还有超派的组织“韩国佛教团协议会”，这个协议会的主要职责是：弘布佛法，推行，进行教义学术研究，发展佛教文化和民族，推进佛教福祉和社会救护，发展国际佛教交流等等。另外，由于实行了军僧、警僧制，在韩国的军队中设有一定数量的从军和警僧。韩国佛近年来在“三化”（实行人类福祉化、佛教生活化、化）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了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建设工作。佛教提供的很多伦理轨范和。如对国家、小区和家庭的忠诚及团结；对其他教的宽容；对他人的慈悲、体恤及平等；对劳动的热爱和勤勉等等，已成为韩国人民的内在价值观和职业。例如在韩国第四时期，极为强调用忠孝观念来促进国家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企业、事业的发展，这种活动不是纯然为了实现私人的利益，而是对国家公共利益的表现，大乘佛教的利他主义在这里得到了活生生的体现。韩国就是依靠了这些而使经济腾飞的。
近年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蒙和俄属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佛教复兴的现象。蒙古的是在十三世纪中叶时由传入的。1911年清朝被后，外蒙一度成为封建神权君主国家。到了1920年，全外蒙有2,560座，105,500人，1924年神权国家被，建立了人民国，实行政教分商。1934年外蒙颁布了新的教方案，对效封建主采取的政策，嗣后在全国掀起了的财产运动，其结果除几个主要被保留外，其余全都被关闭了。1940年蒙古新公开宣布全部封建主已被消灭，从此也就名存实亡了。随着冷战结束，前苏联解体后，外蒙也开始了化的过程，1988年2月，蒙古人民党举行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作出决议，对过去被的和进行并恢复名誉。1990年3月举行的八中全会上决定蒙古实行选举并联合执政。同年10月国家颁布了《关于协调国家与关系的》，该：“（机关）和奉行互不内部事务的原则。”“恢复传统文化和习俗。”“在更新和恢复的道场活动时，要把古代的传统和现在的需要结合起来，用先进的制度发展教”等等。[5] 1992年外蒙颁布了历史上第四个，重申：国家尊重教，教崇尚国家；有教与不的。从此，“国家与教达成了历史的和解”，了“共存共荣”的道。[6] 在国家法律和的下，外蒙的佛教在生活和社会活动中都表现得很活跃，涌现出几个教性的政党，如蒙古真正者联盟、蒙古教党、蒙古人民党、蒙古党，甚至还酝酿建立蒙古佛教党等等，这些政党拥有大批、神职人员。他们共同高举佛教的旗帜，要求恢复的传统和佛教的文化，实现彻底的和重建佛教与之间的传统关系，要求恢复和兴建、归还佛教原有的文物等。有的政党（蒙古人民党）甚至公开要求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以佛教的中观哲学作者指导的意识形态，用佛教的观解释世界等等，此外，他们还积极参与国际佛的活动。例如1970年蒙古的佛教组织联合亚洲15个国家的佛教组织，在乌兰巴托成立了亚洲佛促进和平委员会，嗣后又改名为亚洲佛教和平会，这个组织的旨和任务是：联合亚洲佛争取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促进以和平、和谐及社会为最高理想的佛教学说的和实施，彻底核武器和其它杀伤武器，支持人民的争取和，人的和等等，[7] 此外，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裁军会议和世界和平大会等等。
俄罗斯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国家。十七至十八世纪初，沙皇彼得大帝打通了从中亚到印度的通道，占领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随后我国蒙藏地区的也就传入了西伯利亚。十七世纪三○年代，蒙古的佛教首先传入卡尔梅克，尔后又传入图瓦（乌梁海地区）、布利亚持、伊尔库茨克等地，逐渐流传开来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到十月胜利前，在布利亚持有46座，约5000人，图瓦有33座，约4000人，赤塔洲有8座，约2000人。此外，在彼得堡还有一座专供朝觐沙皇的富丽堂皇的寺。[8] 在沙俄时代，对的研究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出现过很多著名家，科学院曾出版《佛教文库》大型丛书。十月后，特别是在三○年代，的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所有遭关闭，不少僧侣和信徒受，大量佛教文物遭或被转移到了其它地方，藏医研究被停止，佛教文化几乎荡然，直到二战后的1946年，才恢复了于十九世纪改建的阿嗄扎仓（），1950年由布利亚特首府乌兰乌德的佛集资兴建了伊沃尔扎仓，在前苏联最后时期，只有上述两座扎仓在活动。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获得了新生，很多地区的重新被恢复并新盖了一批。到1992年底，仅在西伯利亚地区就新建并举行开光的有10座。沙俄和前苏联时代庙中保存的一些文物和艺术品也陆续归还原主。例如，彼得堡的彼得堡大帝人类学博物馆与民族博物馆向阿嗄扎仓归还了2000件物品，布利亚特艺术基金会也向中央佛教管理局转交了数千件文物，但这只是过去的一小部分。随着的恢复与新建，的数量也直线上升。据俄罗斯目睹者巴拉维雅夫最近的报告，在布利亚特的总人口130万人口中有75万左右是佛，卡尔梅克的33万人中有20万是佛，图瓦的29万人中有20万是佛，此外，在赤塔、雅库特、阿尔泰等地区也有很多的佛，在欧化的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及人中也有一批皈依佛教的人。卡尔梅克还宣布自已是佛教自。1970年全俄有佛教团体19个，分别设在莫斯科、彼得堡、海参威、乌兰乌德等主要地区。1991年5月在彼得堡产生了佛联合组织“国际协调中心”，这个中心主要协调俄罗斯联盟佛教组织和佛之间的关系，加强信息的交流。佛目前积极参与国内外的教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1991年7月在布利亚特首府召开了庆祝俄罗斯正式承认佛教250周年的纪念会，1992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佛诞的大型活动，参与这个活动的有来自亚洲和部分欧洲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俄罗斯还和外蒙共同发起了“亚洲佛和平会议”，佛正在为世界和平、核武器、改善生态、争取民族平等和人民等而努力。此外，他们还创办了院、藏医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佛教书籍和刊物。如《佛教》（莫斯科）、《迦楼罗》（彼得堡）、《曼荼罗》《香波拉》（卡尔梅克）等等。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的佛教正在跨着巨大的步伐前进。
二战后，东北亚的中国、韩国、朝鲜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了自主的道，进行了大规模和现代化的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在战后摆脱军国主义的后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恢复与建设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为了适应上述国家、经济的急剧变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冲击，也作了的整合，提出了“化（或化）、现代化和科学化（或化）”的道，并义、组织、仪式和教行事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深入的，从而有效地为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文化措施等等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外蒙、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在摆脱过去的，在与国家的关系取得“历史的和解”后，正在欣欣向荣的坦途。总之，东亚佛教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复兴的时期，这次复兴不仅表现在佛数量的急遽增加、组织的日益繁多，而且也表现在佛教正在向民族化、普世化发展。目前佛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流行在92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三大教之一，佛从上一个世纪从亚洲走出后，目前已遍布世界各个地区。佛教的、哲学、伦理和修持方法愈来愈为当地的人民所接受。佛教的职能已由原来的教或个人日益深入到社会、文化生活等等各个方面，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的伦理正在转变成为社会公德和职业。为此东亚佛正在为世界和平、经济繁荣、实现民族和人民、改善生态、核武器等等而努力。另外，佛教文化作为东亚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载体正在得到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可以说，廿世纪后半叶是东亚佛教另一次复兴时期，在即将到来的廿一世纪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 卡崇道主编《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页284，王守华撰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3] 转引自中村元《日本佛教的服务》，见中国社科院世所编《中日佛教研究》页4，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
[6] 蒙古甘丹寺负责人嘎登院长谈话，转引自教研究中心编《世界教总览》页525，东方出版社，1993年。
[8] 关于及苏联的情况参见拙著《沙俄利用教侵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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