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bnb和Uber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分享经济”与自己的关系，但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和共享雨伞，却在改变着分享经济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已经成为“中国式分享”。
此前包括房屋出租、网约车在内，其实互联网企业都只负责搭建一个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个人拿出闲置物品或者闲置资源来有偿地同他人分享，是“去存量”，物品和资源总数并没有增加。
但共享自行车、共享充电宝和共享雨伞所面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这些所谓的“共享产品”并不来自于“闲置”，它们的所有权都归属于互联网平台本身。本身是一种“扩增量”，所谓的“中国式分享”，实际上就是借助于互联网手段的一种分时租赁。
但无论是分享经济的传统定义，还是市场上出现的“新面孔”，二者仍有共同之处，那就是物品和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得用户“不拥有即可使用”，只需要为这些资产的实际使用时间买单，这也正是分享经济的优势所在。不管是“去存量”还是“扩增量”，从本质来看都是将零碎、分散的资产通过互联网组成网络，通过资产的网络化来盘活资产，提高使用效率。
也正因此，分享经济的效率只能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实现，只有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和服务的普及，用户的碎片化需求才能被汇集和整合起来与资产对接，同时借由平台的精准控制，实现资产高效运营，最终达到效率最大化的使用。
但一旦当“中国式分享”超越了激活闲置资源的层面，那么它也就远离了传统“分享经济”的公益属性，而成为一门的生意。这个生意能不能成立，必须要看它能否接受市场客观规律的检验，能否建立持续健康的商业逻辑。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想当然的“风口”，享受资本一拥而入的快感。
从用户端来说，分享经济平台必须考虑用户的需求是否客观存在，到底是能解决问题的“真痛点”还是凭空幻想出的“伪需求”。这需要从两点考量，其一是，用户需求的频次是否足够高，高到平台值得投入大量“真金白银”来购置资产。其二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对用户来说是否在成本或便利性上有足够大的价值，比如说共享单车，尽管购买一辆单车成本并不高，但单车缺乏便携性，这就带来了短途骑行的切实需求。
从平台端来说，由于“中国式分享”实际上催生了一个个重资产场景，因此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更多，一是究竟怎样的资产适合“分享”？哪怕用户有实际需求，但如果运维成本和折旧速度不能以租金收入来平衡，那么方向上可能就存在问题。二是是否能够精准控制资产的投放地点和数量，以技术来寻求最大的运转效率。三是在租金收入之外，分享服务作为整合线量的入口，未来在流量变现上是否还有可行的方向，能够产生更多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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