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240年来，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成为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其核心假设就是认为人的认知和理性是有限的，但个体禀赋和局部知识的套利配置和价值创造，实现了社会整体的资源有效配置和财富创造。而在有限理性个体基础上组成的公共理性（如果有的话）及形成的政策，其理性的有限性和更是成几何指数扩大。希冀一个有限理性的个体或由之组成的的产业政策来代替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增长的最优径选择，那只能是纯粹理性自负的免责试验。
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理论经济学和实际经济政策试验的“东之争”，以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消散而告终。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指出计划经济无决经济核算，即便有超级计算机。无决经济核算，就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其结果就是经济处于不断的浪费和不足，更重要的是经济的不断退化。经济核算不是会计核算，更不是算术计算，而是经济个体的机会发现以及风险和成本收益核算。经济个体的理性基础是有限理性，局部知识和非公开充分性信息是其根本特征。这就决定了经济核算的个体性、局部性和分散性。唯有市场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方能实现各种局部信息和知识的交换，增进相互的资源配置效益和国民个体财富的增长。
有限理性的局部信息控制和经济核算，如果说是计划经济和产业政策不可逾越的第一行为障碍的话，那么，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利益激励则是计划经济和产业政策不可逾越的第二行为障碍。利益激励，即经济中的个体行为或行动都建立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利益激励决定着资源有效配置和财富创造的动力，利益激励的大小与资源配置和财富创造的动力也成正比，而反向的利益激励也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市场价格既是资源经济核算的产权边界的有效界定，更是利益激励的有效机制设计。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效解决了有限理性下局部知识和信息控制的经济核算，也有效解决了利益激励，从而使得社会资源和财富实现了自发有效配置和增长。可以说，市场经济理论，宣告了纯粹理性自负妄想的失败。
有限理性与利益激励，这一最基础和最根本的经济行为基础，表明了产业政策失败试验的理性基础，即纯粹理性自负。
既然产业政策缺乏的经济行为基础，为什么产业政策依然有着强大的政策呼吁，即产业政策的任性基础何在？产业政策的任性基础，就是任性与身份。
产业政策的强大社会呼吁，是基于任性基础。当公权或局部私权不受或约束时，其的边界任意扩张，会形成对其他私权尤其是局部知识和信息资源的产权的干预，改变局部知识和信息资源所有者控制权的边界和支配以及收益，以实现产业政策支持者的私权的资源配置边界，由市场的产权契约交易，代之以强制配置的干预或。产业政策的政策主体必然是企业，必然是私权，因此通过公的强制干预就是对私权的，最终资源配置会出现严重的信息扭曲和效率扭曲。任性的逻辑与历史现实基础，就是和身份。身份的基础是。所以，任性的根本基础，就是身份。基于身份的基础，产业政策的财富和利益，就是少数身份的拥有者，而非普惠的公共福祉。
基于身份的产业政策，其结果就是对国家公共财政和纳税人利益的，也是对其他非身份者的财富和均等机会的和，更是固化身份的一种持续性政策工具。
如果说产业政策仅仅基于身份和任性，那么其理论和逻辑基础是受到挑战的。更进一步的身份与任性，是思想身份和思想任性。而这一思想和任性，正是基于纯粹理性自负。以此为基础的产业政策，显然缺失了代表公共利益的政策的公共性和性。因此，其政策的有效性是残缺的，也无法进行公允的评价。
产业政策的行为障碍，有限理性和利益激励，决定了产业政策的失败必然。而产业政策的任性基础，任性和身份，宣告了产业政策对公共性和社会经济持续繁荣的妨碍，其根本基础是纯粹理性自负。那么，产业政策何以持续得到呼吁或实施？产业政策的持续基础，是免责试验与公地悲剧。
产业政策，犹如曾经的计划经济，一再失败，又一再试验，其根本基础就是免责试验。产业政策的呼吁者、制定者、实施者，和产业政策的结果是激励不对称的。如果把产业政策比作利用银行贷款做杠杆，产业政策的呼吁者、制定者和实施者，就好比拥有杠杆成功后的利益却不承担杠杆失败后的损失。如果加入利益激励，产业政策相关利益者，不仅拥有杠杆成功后的利益，而且还会加大杠杆力度，产业政策最终演化为一场公共财政的公地悲剧。这种公地悲剧，会因利益激励和免责试验而固化，成为一段持续的产业政策不断接续的免责试验历史。计划经济的持续试验失败，正是这种免责试验和公地悲剧的真实写照。
当资源不是用于创造和发现财富，而是成为套取和公共财政的产业政策寻租投入时，就会出现资源配置的风险和逆向选择，所有的资源都用于争夺和参与分配，最终导致财富增长萎缩、公共财政萎缩、公共财富公地悲剧，免责试验也就不再能够持续。
只有保障好私权和产权，只有对公共财政做好效益考核，只有让产业政策承担试验责任，才能实现产业政策、有无产业政策必要的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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