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杀人不见血
），伏波将军马援在沅江南岸枉水畔的古城山（今鼎城区港二口）筑城，据此征讨临乡“五溪蛮”。不久马援病逝。建武二十六年（），梁松奉敕来到武陵，把郡治从义陵（今沅陵）迁回（王莽新朝曾将郡治从临沅迁至义陵）临沅，并析出临沅县的沅江南岸部分地区置沅南县，设县治于马援所筑之城（宋乾德元年
上述数百年间，黔中郡、武陵郡、荆州刺史治所的建设，都与文明发育程度相关，与文明之源即江河水系密切相关。
《大清一统志•常德府》这样描述常德的山水地域形势：“沅水演迤，阳山雄峙。南楚上游重湖旧壤，荆渚唇齿。左包洞庭之险，右控五溪之要。山林蓊郁，湖水濬阔。”
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分析，常德“府左包洞庭之险，右控五溪之要，黔中拔而楚益衰。盖黔中者，密迩荆渚，得之则伺楚于肘腋间。”意思是说，常德这个地方，秦汉时左面凭借洞庭渊薮的水势，右面控制着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这五溪的要冲，因此黔中郡拔取后楚国就越发衰落了。因为黔中郡紧靠荆州广大地域，秦国得到它就可以置楚国于掌握之中啊！
而“后汉阳嘉中移荆州治此”的原由，顾祖禹认为，“盖荆州之治乱视群蛮之顺逆，故统理急焉。”整个荆州刺史部南阳、江夏、南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等七郡广大疆域内占全国十分之一有余人口的安定或是离乱，全看“五溪诸蛮”的顺服或是反逆；区划如何划分、郡治如何设置，政局治理大事甚急啊！荆州治所设置在索县县城，还因为临沅城其时乃是司马错城与张若城“各筑一垒，以扼五溪咽喉”的要塞，而索县凭借古渐水恣肆汪洋的交通之便，南控临沅要塞，北靠富庶的荆楚广阔纵深，是谋划全局、统理治乱的最优军事抉择。按：本段与上段引文均出自《读史方舆纪要·常德府》。
以城头山古城及其稻作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常德地区是世界稻作文化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其时，古常德商贸流通已经十分发达。楚怀王六年(前323)颁发给鄂君启①水陆经商的通行证件《鄂君启节》的“舟节”载明，鄂君启的经商船队“入资、沅、澧、繇”，通过沅江抵达临沅（常德）。其船队十分庞大，规模达“屯三舟为一舿，五十舿”。船为一舿，共“五十舿”即150条船。即算是当代，其规模亦可谓浩浩荡荡。“车节”载明，鄂君启的经商车队“自鄂往、庚昜丘、庚郁城”。郭沫若考证“昜丘殆即陽山,湖南常德县北三十里有陽山,有风雷雨三洞之胜”（郭沫若此说向有争议，本文从其说）。
在渐水故道的阳山至索县城河道今柳叶湖白鹤山镇的右腋山、龚家山和栗里岗的关山、吴家山、长山一带狭长地段，上世纪80年古，地表仍保有封土堆的战国墓达200余座，分布在东西长2公里、南北宽1公里范围内。1982年在关山试掘2座，出土铜兵器及陶器组合鼎、敦、壶等战国时期珍贵文物。在渐水故道的阳山至沾天湖、柳叶湖的南坪、东风、么铺、穿紫桥一带广阔平地上，随眼可见地表保有高大封土堆的古代墓葬凡数十座。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两次大规模普查，发现古墓达500余座，省市文物部门已发掘汉墓75座，出土各类铜器、金器、铁器、锡器、玉器、滑石器、陶器等汉代珍贵文物。
这些考古显示，秦汉时期的黔中郡、武陵郡、荆州刺史治所即古常德城（含临沅城、索县城），凭借先进的农耕文明和四通八达的沅水渐水等江河水运体系，确属“统理急焉”的荆楚军事要塞和经济重镇。
至于司马错城地望，有学者认为，司马错城当在沅江南岸古城山，即上文所说的沅南故城城址。本文依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湖南省志·地理志》的说法。
20世纪90年代，在市城区大西门人民北侧，考古发掘出一处古井群落。查阅《常德市文物志》：该处已发掘出战国时期至汉代的古井5口，井口直径1米，井周修筑饰有绳纹的陶井圈，井中清理出战国至汉代的陶罐、陶豆、陶钵等珍贵文物。距古井群约15米处发掘两排木桩。其后又在相邻的基建工地上，发掘夯土墙基和连结在一起的长达5米余的陶水管等城址遗迹。考古专家认为，这两处遗迹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东周及秦汉时期临沅古城”提供了宝贵的田园资料。大西门古城城址的发掘，亦使得司马错城即在城西，和张若城一西一东，凭借沅江天堑“相对各筑一垒，以扼五溪咽喉”，且在汉代融为一体，构成临沅古城的说法，有了可靠的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