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只争朝夕，又要稳扎稳打。2019年，从北到南，多个省区市代表团都聚焦高质量发展，就业有多少，财政收入有多少，企业盈利有没有增加，资源有没有改善，这些都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全国政协委员、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增长目标及其实现机制都要有相应调整，应由以往的“速度决定质量”，转变为“质量决定速度”。对内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外要实现高水平对外，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显然无法适应，中国必须并且也能够朝着完善市场经济、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行。
高质量发展大体上有以下增长来源，包括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前沿性创新、绿色发展。这五大增长来源所依托的要素和体制条件各有不同，但“门槛”和高度都显著提高了，要把其中的潜在增长率充分出来并不容易。
刘世锦表示，新增长来源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半拉子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才能过好这一关。虽然会有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式方式呈现。而且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后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啃硬骨头”。“增长的难度非同以往，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刘世锦分析，从国际经验看，部分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后，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来由于部分行业的低效率、利益集团、严重的两极分化等，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有的出现倒退，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表面上看是越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要翻越制度高墙。全球范围内工业化道的国家不少，能够过这一关的却不多。
有效发掘增长来源潜能需要发展战略。刘世锦表示，这些战略包括效率变革战略、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战略、消费和产业升级战略、绿色转型战略。
效率变革战略，是要完善产权，重要的是建立起稳定的法制保障，使各类市场主体的权益得到切实。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应有作用。国有资本要大踏步地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产品或产业、、等领域。并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各种所有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融合，要想找出某种纯粹所有制的企业越来越困难。“混合所有制成为市场经济成熟后的常态。企业不再按照所有制进行分类，而是按照规模、行业、技术和商业存在形式等分类，以此作为企业公平竞争的要件之一。”
此外，要按照负面清单市场准入。低效率领域主要与“半拉子”要素市场有关，生产要素不能而充分流动，制约资源优化配置。要突出重点，主攻打破基础产业行政性垄断、城乡生产要素相互流动、低效企业退出等难题。这几块“硬骨头”啃不下来，低效率洼地不可能填平。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战略，出不在于再分配，而是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的重点是通过反贫困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改善居住、医疗、教育条件，大幅度提高劳动者体力和智力水准。
同样重要的是增加这部分人群横向和纵向流动机会，促进机会均等。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脱贫攻坚战对减少贫困人口、扩大内需促进增长都意义重大。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额的国有资本转入社保体系，增加社保资金供给，缩减社保资金缺口，促进国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的。促进机会公平。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借助这一途径扩大内需。
消费和产业升级战略，是推动服务业对内对外。实践证明，在对外的同时对内能充分放开，中国产业和企业往往是有竞争力的。我们要增强新发展阶段中国产业和企业的自信。通过优胜劣汰带动产业升级。用挑剔性消费倒逼品质提升。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绿色转型战略，实际上，绿色转型与前沿性创新互为补充，转变提升对绿色发展的理解，逐步形成全社会的新共识。应该加快推动生态资本度量、核算、交易。探索并形成绿色面部痣的位置与命运发展的行动目标和激励机制。
全球挑战逐渐增多，如果不认真解决体制上的“卡脖子”问题，不下决心“啃几块硬骨头”，新的增长动能就出不来。即便比过去降低增长速度也未必能够维持。很多专家表示，面对挑战，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应当明确。
刘世锦表示，中国在市场经济这条上已经走了40年，不进则退，倒退是没有出的。向前走，需要提出一个新目标，就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
五年前，人们很难想象互联网经济能发展成现在的样子。面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快速发展，五年、十年后的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究竟是何种状态，同样是难以想象，更难以规划的。
刘世锦表示，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还有完善的空间。商品市场大部分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可以说是“大半个市场”，要素市场化尚在途中，是“半个市场”。转向高标准市场经济，就是要以产权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其中涉及到焦点难点问题，包括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国资国企、产业政策转型、补贴制度、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转变职能、劳动者权益、生态和绿色发展等。
对于这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方向、重点和方法。“这是我们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作出的主动选择。由于更了解情况，知道改什么、如何改，我们自身推动的，有可能改的更为彻底、更有成效。”他说。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由此形成的市场经济必定各有特色，美国、日本、欧洲的市场经济形态就各不相同。”刘世锦说，中国有较强的能力、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较高的社会共识、超大型经济体的市场规模等，如果能把这些要素和市场经济的规则有机融合，就会为重要的竞争优势。
近现代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共同选择，也是我们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近些年全球化进程推进较快，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也在相应发展、调整和变革。中国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虽然加入市场经济体系较晚，但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已给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的有价值的元素。全球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各自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
展望未来，刘世锦表示，下一步，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对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前列。应该确立“双高”目标，即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的对外。不论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下一步国际经贸规则变局，还是在国内稳预期、提信心，都可以使局面豁然开朗，赢得主动。如果我们确定了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的目标，就能在新一轮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博弈中占据制高点，引领全球市场经济发展方向。
而在国内，稳定预期、理顺关系，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的要求，加快推动国资国企、土地、金融、财税、社保、管理、对外等重点领域的进程。他说：“我们把这些要求真正落实到位了，就能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方面迈出很大的实质性步伐，在一个更高平台上争取到新的有利国际国内发展，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