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城市数据，我们对影响服务业产业集聚及工资差异的因素作了初步考察，特别关注代表地区市场容量以及与市场接近程度的城市市场潜能带来的影响。分析表明，在市场潜能高左右，且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而在市场潜能高，且这种影响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不明显。市场潜能对服务业影响在地区间的差异可能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城市体系以及地理的不同有关。本文还分析了城市层面的其他特征对服务业的影响。
以来，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P的比重从20%左右稳步提高到40%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从1980年起基本保持在10%以上，但如果以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中国服务业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增加值比重还是从业人员比重都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江小涓、李辉，2004）。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服务业的分布以及工资水平在地区与行业之间都呈现出了较大差异。东部地区集聚了服务业一半以上的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人均工资水平是部地区的两倍左右。工资水平较低的批发零售业，2008年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数分别超过了整个服务业的一半和1/3，从行业增加值角度看，批发零售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20%~30%。如何理解中国的服务业在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出现的这种分布与工资水平在地区与行业间的巨大差异？本文认为，由Kruman（1991b）等学者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可能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生产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绝大多数服务业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特别是在空间上不能距离太远，这使得当地市场的大小对服务业而言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制造业，需求的空间分布对服务业的影响至关重要；二是在服务业的要素投入中，劳动力的作用远远超过资本，服务业从业人员之间以及他们与消费者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服务业的生产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对于服务业的发展而言，人口的密集程度以及劳动者及企业的集聚程度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服务业在城市地区的集聚也可能因此而具有规模经济。②服务业的这两大特点决定了经济地理因素在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以及要素价格方面可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如果产品的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并且其跨地区贸易存在运输成本，那么需求的空间分布将对生产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与消费者的接近程度以及市场大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产业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情况以及地区之间名义工资的差异（Fujita，Krugman，and Venables，1999；Reddingand Venables，2004）。很多相关的研究都利用所谓的市场容量（Market Access，MA）或市场潜能（Market Potential，MP）作为度量与消费者接近程度和市场大小的关键变量，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这个结论，例如Hanson（2005）利用美国郡县一级数据所做的研究，Headand Mayer（2006）对欧洲的研究，Heringand Poncet（2009，2010）、刘修岩和殷醒民（2008）、范剑勇和张雁（2009）对中国的研究等都发现了市场潜能对地区名义工资存在正向影响；刘修岩等（2007）也发现市场潜能对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些研究或是以制造业或是以地区加总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并没有直接考察经济地理因素对服务业的影响。然而从机制上看，经济地理因素可能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两个重要条件—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对于服务业生产活动的重要性恰恰可能比制造业更为突出。本文利用中国12个服务业在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汇总数据，尝试从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出发，考察市场潜能对中国服务业分布以及工资差异的影响，试图为中国服务业分布以及工资在地区及行业之间的差异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
本文所使用的服务业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8年对全国服务业企业普查数据的汇总。汇总在34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上分行业门类进行，涵盖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编码GB/T4754-2003下从F门类到R门类中的12个服务业行业门类。数据中包含了每个城市各行业门类的企业法人单位数、年末从业人员数、年营业收入、资产总计、营业利润、职工工资和福利费总额等信息。城市层面的其他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由于年鉴只包含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少于服务业数据覆盖的348个城市，因此文中对城市制造业集聚程度的计算以及对各城市服务业工资的分析中只包括了年鉴中列出的城市样本。
本文首先在城市层面研究了中国服务业集聚的决定因素，试图以市场潜能为代理的市场容量对服务业在不同城市集聚情况的影响。这里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对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如何进行度量，一般在对制造业的研究中，较多采用行业在不同地区产值或增加值的比例来度量产业集聚程度（例如金煜等，2006），但是由于缺乏服务业分行业的增加值或产值数据，因此我们采用城市j中行业i的企业法人单位数占全行业的比例aggnumij和城市j中行业i的从业人数占全行业的比例aggempij来度量行业i在城市j的集聚程度。我们用如下形式的计量模型来考察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这里logaggij在不同的回归中分别采用上述aggnumij和aggempij的对数值，logMPj则是城市j的市场潜能的对数值，是体现新经济地理因素的核心解释变量。我们沿用Harris（1954）对市场潜能的定义，即城市j的市场潜能MPj为：
其中Yk表示城市k的年P水平，djk表示城市j与k之间的距离，本文中我们按两个城市的经纬度计算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对于同一个城市的内部距离djj，我们采用文献中常见的如下公式计算（Reddingand Venables，2004；Headand Mayer，2006；范剑勇、张雁，2009）：
这里Aj是城市j的面积，我们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中的城市行政区土地面积来计算。公式（4）中城市P的数据也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在回归方程（3）中，Xj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1）城市总人口popj和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j，既有研究中对于究竟是城市规模还是人口密度影响产业集聚尚存争议，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行业，两者所起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本文分别控制了城市总人口和人口密度来看两者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2）城市非农人口比例urbanj，用以控制城市化程度；（3）城市每万人中高校在校师生的人数eduj，控制城市人力资本状况；（4）城市预算内财政支出的P占比govj，陈建军等（2009）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对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也控制了城市的财政支出状况；（5）城市每万人中互联网用户数internetj，信息化水平对于很多服务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陈建军等，2009），本文通过城市中互联网的用户数控制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这些变量都采取了对数值。此外，我们还控制了省会和直辖市的哑变量。
在（1）式中，很多行业层面的因素没有得到控制，并且其中的被解释变量即产业集聚程度是历史累积的结果，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来降低这些因素对结果的影响。首先，我们利用额外的数据估计了如下形式的方程
其中Δlogaggempij是2007-2008年间行业i在城市j集聚程度的变化，以从业人员数比例来度量，而logaggempij则是2007年行业i在城市j的从业人员数比例，即我们考察市场潜能以及其他解释变量对2007-2008年间产业集聚程度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行业层面的影响，并将服务业数据细分行业进行了回归，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不同行业集聚程度的影响。
其中logwij是2008年城市j中行业i年人均工资的对数值，而logMPj仍然是城市j的市场潜能对数值，xij表示与城市及行业同时相关的其他控制变量，zj表示仅与城市相关的控制变量，εij是随机扰动项。方程中的其他解释变量xij包括城市j中行业i的资本与劳动，分别用实收资本capij和从业人员数empij的对数值来度量，我们还控制了行业的年营业利润总额prftij和行业的哑变量以捕捉某些与资本和劳动投入量无关的行业生产特征。仅与城市特征相关的其他控制变量zj包括：城市非农人口比例urbanj，用以控制城市化水平及对服务业的需求状况；每万人中高校在校师生人数eduj，用以控制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这些变量在回归中都取了对数值。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我们只有2008年一年的服务业工资数据，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内生性问题，这里城市层面的变量logMPj和zj都采用了2007年的数据。
我们首先利用数据对服务业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情况作直观的描述。目前，东部地区集聚了服务业的相当大一部分。东部地区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占到全国服务业法人单位数的58.1%，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个比例分别仅为23.5%和18.4%。全国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在东部地区，而仅有26.4%和19.9%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不仅集聚了服务业的大部分企业和从业人员，其利润水平和人均工资水平也较部地区更高。东部地区服务业年营业利润占全国服务业的份额达到66%，中部和西部仅为20%和14%，也就是说，对于东部地区而言，相比其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以及法人单位数，其服务业营业利润所占的份额更高。与部地区相比，东部各省之间服务业份额的差异也更大，广东省服务业所占的份额十分突出，其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数占全国服务业的比例都超过了10%，营业利润则达到了15.6%。
对服务业集聚程度影响因素的考察通过方程（1）和（4）的回归分析进行，无论被解释变量采用城市服务业企业数量还是从业人员数占全行业的比例，我们得到市场潜能的系数都在0.2左右，即平均来看，在市场潜能高1%的城市，其服务业集聚程度高0.2%左右。城市人力资本状况和信息化水平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并且在两个方程中相差不大，这里度量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每万人中互联网用户数这一变量是否放入回归方程对其他变量的系数影响不大，但其本身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对城市总人口和人口密度这两个变量，我们尝试了分别放入回归方程和一起放入，结果在分别放入时，两者系数都显著为正，而同时放入时，城市总人口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城市人口密度的系数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于目前中国的服务业而言，城市的规模比人口密度更为重要，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对服务业的吸引可能超过人口密度带来的影响。城市非农人口比例的系数在两个方程的回归结果中均显著为正，但系数大小相差将近一倍，其对企业法人单位数占比的影响仅为0.146，但对从业人员数的占比则达到0.299，这很可能是由于城市化提高更多地推动了对劳动投入更密集的服务业的需求。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哑变量系数上。而城市预算内财政支出P占比对以企业法人单位数度量的集聚程度影响显著为正，但对以从业人员数度量的集聚程度影响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规模对服务业的影响可能更多地是通过吸引劳动投入相对不那么密集的行业来发生的。
方程（4）的回归结果显示，2007年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占全行业比例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在2007年服务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城市，其在随后的一年中集聚程度提高得越慢，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2007-2008年间服务业在城市之间的集聚存在一个趋同的趋势。城市市场潜能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并且其数值与前两列相差不大。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基本与方程（1）的回归结果相近。
在上文对服务业集聚现状的描述中不难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高于消费性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相关研究也发现我国第三产业的大部分产出都投入到了第二产业（程大中，2008），而市场潜能等经济地理因素对制造业的集聚存在直接的影响（刘修岩等，2007），为了进一步识别经济地理因素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究竟是直接的还是通过制造业的集聚来间接传递，在方程（1）和（4）中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层面的制造业集聚程度，用城市j在2007年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占制造业全部从业人员数比例的对数值logaggmanuj来对此进行度量发现，在控制了城市层面制造业集聚程度后，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并且数值变化不大，同时制造业集聚程度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说明制造业的集聚确实对服务业的分布有直接的影响，但城市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产生影响仍然存在制造业以外的渠道，市场大小以及接近消费者的程度对服务业的分布而言是一种直接的决定因素。
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系数显著为正，数值为0.315，而东部地区虽然系数也为正，但数值仅为0.139，而在西部地区，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分析市场潜能对服务业工资的影响时，也发现了类似的地区间差异。同时，制造业集聚程度的系数则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顺次递减的趋势，这很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更有利于那些服务于制造业的产业进一步集中，而在部地区这种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吸引效应则有所减弱甚至不明显。因此，体现城市人力资本状况的高校在校师生人数以及体现城市信息化水平的互联网用户数的系数也呈现东部递减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部服务业构成存在差异，人力资本以及信息化水平对于东部地区服务业的重要性要强于部地区。同时，城市总人口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东部地区都是显著为正的，但在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其数值更大，即在部地区，大城市对服务业的吸引作用较东部地区更加明显，这有可能是因为部地区城市间差异更为显著，中小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与大城市的差距更加悬殊所导致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预算内支出P占比的系数在东部地区不显著，但在部地区则显著为负。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市场潜能的影响不仅会表现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也会在要素价格尤其是工资的地区差异上有所体现。这里我们首先不区分服务业的各行业，利用所有城市服务业数据进行方程（5）的回归。在没有控制其他解释变量时，服务业工资对城市市场潜的弹性为0.415，并且统计上非常显著，但由于没有控制行业层面特征以及城市的相关特征，调整后R2的值很小。在加入了行业的资本以及从业人员数量，并控制了用城市中每万人高校在校师生人数度量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以城市中非农人口占比度量的城市化水平后，虽然市场潜能的系数变小了，但仍然显著为正，其取值0.181意味着在市场潜能高1%的城市中，平均来看，服务业的工资水平高0.181%。而城市中行业的资本存量对工资的影响显著为正，从业人员数则显著为负，这与一般理论中它们对劳动边际回报的影响一致。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因为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对于服务业的需求更大。但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在这里不显著，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会看到，这仍然是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之间有差别的结果混合在一起导致的。
我们进一步将所有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进行回归。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市场潜能对服务业工资的影响仅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并且西部地区的这一效应是最大的，为0.243，东部地区为0.180，而中部地区则是不显著的，并且系数也很小，仅为0.0977。即市场潜能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但地区间的差异正好相反，即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不显著，而市场潜能对服务业工资的影响则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不明显。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城市体系以及地理上存在的差异有关。Fujita，Krugman，andMori（1999）较早提出了在城市体系的分布中随着距离中心城市和港口距离的增加，城市的市场潜能以及经济影响的变化可能线）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发现，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其距离大城市和港口的距离之间存在三次型的“∽”形曲线关系，陆铭、向宽虎（2010）进一步发现，城市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距离大港口的距离之间也呈现出这种非线性关系，即随着距离大港口越远，城市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考虑到东部地区城市市场潜能呈现递减的趋势，而距离大港口的距离则呈现递增趋势，对于城市市场潜能对东部服务业影响不同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城市与港口以及大城市距离的远近差异较大。然而在控制了制造业的影响以后，为什么与港口以及大城市的距离依然会对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以及工资差异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分地区的回归中，行业层面的资本和从业人员数量的系数变化不大。而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在东部地区显著为正，但在部地区不显著，在西部地区的符号甚至是负的，这也可能是由东部地区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集聚情况有区别导致的。
200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服务业的汇总数据和2007年的城市数据，本文对我国服务业在地区之间的分布与集聚情况以及工资差异情况作了描述，并对影响服务业产业集聚及工资差异的因素作了初步考察，特别关注代表地区市场容量及与市场接近程度的城市市场潜能带来的影响。
我们发现服务业在东部地区高度集聚，并且东部地区服务业的营业利润及工资水平份额都超过其企业数和从业人员数比例，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层面的集聚程度甚至超过了制造业。平均来看，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影响系数在
0.2左右，即平均来看，在市场潜能高1%的城市，其服务业集聚程度高0.2%左右。在2007年服务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城市，在随后的一年中集聚程度提高得越慢，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2007-2008年间服务业在城市之间的集聚存在一个趋同的趋势。而在控制了城市层面制造业集聚程度后，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并且数值变化不大，同时制造业集聚程度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说明制造业的集聚确实对服务业的分布有直接的影响，但城市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产生影响仍然存在制造业以外的渠道，市场大小以及接近消费者的程度对服务业的分布而言是一种直接的决定因素。分地区来看，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1%的城市中，服务业的工资水平高0.181%，并且这种影响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不明显。
我们的研究首次利用服务业的数据了新经济地理学中关于市场大小与接近消费者的程度是影响产业布局以及工资差异的关键因素的，并且观察到这种影响在不同特征的行业之间的差异。对于中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相关政策措施而言，我们的研究显示经济地理因素是不应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城市的市场潜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地理和现有的城市体系格局决定的，在目前的城市体系格局下，已经形成制造业集聚态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具备规模效应的大城市仍然拥有吸引服务业集聚的巨大优势。而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之间市场潜能的差异更是对其服务业工资差异存在明显的影响。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重要程度的不断提高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中国也不例外。随着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服务业在地区之间的分布以及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将对中国区域间差异乃至经济整体的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然而，为了平衡区域间服务业发展和收入水平，采取与经济地理因素制约下的服务业发展趋势相逆的政策措施并不可取，而应充分利用市场潜能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放开劳动力以及其他要素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打破地区间各种贸易壁垒与障碍，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并进一步发挥大城市的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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