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经过二十五载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研究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进展。但相比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着实是滞后的。并且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的研究来看，尽管有一定数量的结构性估计，但更多地研究主要结构性估计。
在Redding & Rossi-Hansberg(2016) 的这篇综述中，指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计量研究相对滞后一个重要原因：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是对少量对称区域的研究，而这会导致我们无法从现实中获得与之相吻合的数据。这是基于传统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不足，近几年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量化空间经济模型。量化空间经济的研究与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目标是存在一定差异的：量化空间经济偏向于为研究提供更加便于反事实政策分析的一般均衡模型，而非以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为己任。
Redding和Rossi-Hansberg的研究中首先对量化空间经济模型中的一些假设进行了总结，指出在不同的量化空间经济模型中的假设可能并不相同，包括：（1）偏好；（2）生产技术；（3）要素禀赋；（4）市场结构；以及（5）商品、知识和人口在空间的流动。随后，他们指出好的量化空间经济模型应当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1）易于处理；（2）结构性的假设；（3）理论和数据之间有很好的衔接。
而在这篇综述文献中，他们也构建了两个模型：量化的空间模型和量化的城市模型。从理论模型来看，他们的工作中更多地是对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种扩展，至少在目前来看，并没有看出他们在理论研究中有多大的进展。值得一提地是，在量化空间经济之前，新新经济地理（‘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研究也曾经兴起过一段时间，但其只是在新经济地理的研究中加入了异质性理论，没有形成新的学科。而从量化空间经济的建模进展来看，他们的贡献在于针对多个非对称地区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因此我个人认为量化空间经济的研究还不足以形成新的学科。
尽管如此，量化空间经济是一个有趣的方向，他尝试将新经济地理的研究接近于现实，这也许会把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真正带进到“经济地理”中去，从而我们无需像Fujita et al.(1999) 抑或Redding & Rossi-Hansberg(2016)那样使用“空间经济”，而避讳使用“经济地理”。如此，新经济地理则会在他的中年再次焕发光彩，未来极有可能会成为区域和城市政策研究的新“标杆”，并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将结构性计量估计应用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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