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陈志武教授在2018年3月17日由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大国策智库共同举办的2018年第一期“大国策对话：国防金融与军人保险”中的主题发言整理
现代国家的兴起离不开金融。在比较中国与美国的国力时，我们常常忽视美国的金融市场帮助美国和军队调配资源的巨大潜力。因此研究大国战略和大国崛起，需要尽量加一些金融的视角。可以说，现代国家的兴起过程就是一部金融发展史，无论是还是国防，无论是大战小战，都离不开钱、离不开融资。因此，国防金融必须成为中国崛起和中国实现大国战略的核心内容。
什么是金融？为什么要有金融？实际上，真正的金融是以私有财产不可的社会为基础的。如果私有财产可以随时，金融产品便成为浪费时间、财力的多余产品。
金融是在私有制社会中，私有财产不可以，每个人拥有的前提框架之下，金融市场提供的一些工具。即在大家平等之下，通过自愿、自发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不认同很多人花大量时间去磨合交易来配置一个社会的资源的话，当然计划经济短期内的效率可以更高，因为由计委统一的配置国防和经济、企业、私人的资源更简单。
正因为这一点，是不是要有一个分开的国防金融市场？比如只有国有银行，包括国开行才可以参与。如果如此，没必要谈金融这回事。计划经济时期，人民银行只是财政部的一个部门，连货币都是多余的，这样一来都由计委统一调配即可。之所以有国防金融的话题，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人的私有财产也是不能够被随意调配、征收的。
此外，要对货币金融和证券类的金融进行区分。从周朝开始，中国人的货币经验就和的国家治理连得很紧。而证券金融，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人尚未接触过，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货币金融、货币政策更简单，而我们了解为什么国防金融，不管是过去没有出现还是以后怎么发展，更多是在证券类的、大众市场金融方面的发展与延伸。相当程度上来说，财政和货币金融两者关系非常紧密，但是财政和证券类的金融则不然。
我们都知道，现代的军队不管是航母还是一般的作战机、轰炸机，都常贵的。现在一艘航母可能会8、90亿美元，500多亿人民币，按照现在中国正式的国防开支来算，一年的预算中也买不了多少艘航母。这样一来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怎样用有限的国防开支尽量做更多的事？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是通过分期付款，二是通过租赁的安排，可以把1万亿的国防开支在一年中做成20万亿或者是50万亿的事情。道理很简单，要是短期内能够通过50年期限的贷款，把80亿美元的航母成本可以分摊到未来50年分别去支付的线万亿或者多少万亿的经费可以做很多艘航母和其他的开支。
还有一个办法，不一定自己去买这些，可以通过银行的租赁公司，还有市场化的其他租赁公司，由他们帮你买下来。可能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去打伊拉克的时候雇佣了一些民营企业？美国的私人公司帮他们去打仗，因为打仗的经费也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融资的安排，未来很多年分期付款，毕竟并不是每年都有这样的战争开支。但这有一个前提，不能每年总是在打仗，未来一两百年，如果年年有很多战争开支的话，金融手段大概也无决。
金融手段的有用之处还是在于解决年有余月不足的问题。也许50年里经费够开支了，但是50年也许会有5年、10年会有高额的战争开支。这样一来，怎么渡过5年的挑战就变成了金融市场可以专门解决的问题，只要不是未来50年年年都有很高的开支，通过金融手段来摊平短期一年或者几年的开支，就可以发挥比较好的作用。
有两个选择，如果完全由来管制金融体系，实际还不如回到原来的由计委加上财政部的一个部门来调配。因为如果管制，发展不好、自身承受冲击能力不强的话，金融体系没有办法真正起到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效果，所以到最后金融体系的强和弱是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我以前写过的文章也谈到，真正判断什么时候中国是现代化历程走完了，就是看哪一天中国本国的资本市场进入市场，可以完全，而且能力也很强，因为这就标志着方方面面的制度机制都已经到位了，法院也很可靠、很了，执法机构也靠得住了，这样一来契约权益，不管涉及到跨期信用交易还是其他，我们都不用担心了。
现在短期来看，不同的部委、地方，对于还不起债的机构，喜欢通过刚性兑付，大家都皆大欢喜。但是刚性兑付越多，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度，金融体系对风险定价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因为本来如果投资者赔钱了，以后买别的债券和资产时就会更认真，先搞清楚有没有这个能力，像今天承诺的一样去支付钱。如果有在每次亏损时看到要赔钱了就通过刚性兑付，比如通过国开行接过单子的话，慢慢投资者也不在乎了。如此一来，整个金融体系的能力就不断退化，离了的信用，行政的干预之外，没有办法自身活下去。
关注这个话题是想从钱的角度，从战争融资、国家融资的角度重新梳理一下一般教科书对中国过去不同朝代的历史介绍。不管是今天中国的学者还是以前的知识，都会有一个很强的偏好，研究历史的时候都喜欢做一些高大上的话题，朝廷里怎么、，或者谁有多强的热情。这些人有了想法去建立新的朝代，或者是要把这个朝代做得很好。至于钱从哪里来，融资从哪里来，以往历史学者关注的不是很多。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结果，让我们对现代国家兴起背后的金融基础的了解比较少。因为史学家觉得钱的话题太拿不上台面，没有那么高大上，这样一来就让历史的经历中金融的经历，经济融资方面应该学到的东西被忽视很多。
国防金融，除了保险等具体涉及到军人个人方面的话题，在整个军队和国家的金融或者融资上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常规性的融资能力、融资需要。二是应急。就好像做企业，发生突发事件时使得开支在短期内上升很多，是不是有工具帮你摊平。
常规融资主要是和征税能力有非常大的关系。下面重点通过两个具体案例理解这个问题。人民币最早在解放区就开始发行，但不是很多，也不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的。不管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国际金融市场由于与战争，尤其是国与国之间战争的沾边，不太能发挥其功能。在国内，一方面中国的外汇资金要走出去，必须要管制。以后融资风险怎么样在更大范围内通过更多人参与、交易来更好的分摊，还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些恰恰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的融资能力有一定的，因为中国的资金不能走出去，国外的资金也不能随便进来，意味着中国本国，不管是国防还是其他所有的风险都是由中国老百姓百分之百承担的。打开之后的好处是，不管中国可以像美国一样，无论遇到经济危机或其他危机，可以在全球范围之内让大家都来承受。
为什么不让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不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银行现在没有办法承受以后带来的挑战。比如在2015年年底、2016年初，为了不让人民币快速贬值，为了堵住资金外逃，把门都关了，把、伦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一夜之间就卡死了，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这样的话，国际投资者、投机者的交易会使得人民币一下承受不了。
从左棠西征成功的故事可以看到，如果有比较好的战争融资手段，可以把军饷的稳定性大大提高，使得整个军队的军心可以被稳住。尤其是原来冷兵器时期，离开了军心就没有办法去打仗了。
具体来说，1866年时左棠被调任陕甘总督，去起义。他接受挑战以后，很快平息了起义。他当时面对的军费挑战很大。大概在1868年，他给写了一个奏折，其中谈到了起初是一年可以拨两月满饷给士兵，后来一年拨一月满饷，到如今是一个月的满饷都没有办法发到百分之百。可想而知，军心高涨还是低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把起义平息以后，接下来被授命继续西进收复新疆。他大概做了一个预算，每年需要800万两银子的军费开支，问题是继续西征的钱从哪里来？
第一个解决的办法，过去中国历朝历代的都普遍靠平时积累一些财政盈余。但是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清朝的中国财政收入比起同期的国家是要低很多的。按照人均税负来看，最近这些年和国内的一些历史学者对不同国家在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分别做了估算，1650年到1699年，中国人均税负是7两银子一年。到了19世纪上半期中国是3.4两银子，英国的人均税负是303两银子。如果把中国和同期的西班牙、法国做一个对比，18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均一年缴税大概是66.4两银子，西班牙人是63.1两银子。
这是最近这些年很多史学家争论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当初专家实际征税能力要比国家低很多，觉得很奇怪，当初英国人想要制约，就是为了减轻英国人民的税务负担，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但是实际上在1688年光荣以后，英国人的税负，尤其是跟同期的法国人相比，上升的非常快。以至于到了18世纪后半期，英国人每个人一年交的税务负担大概是同期法国人的3倍。和中国相比，那就更多了。
现在大家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名义上说清王朝的有无限的征税权，但实际上每年只能从每个人收到几两银子？人均税务负担除以每个人一天的平均收入的话，大概收上来的税负相当于普通人多少天的收入？中国在18世纪末期是1.3天的日收入，到了19世纪上半期，1.23天的收入就够交朝廷的税收。但是在同期的英国，18世纪后期英国人均税负相当于他们12.6天的日收入，到了19世纪上半期，是17.2天的日收入。
从这些来看，当时的清朝，如果没有战争的话问题不大。一旦发生战争，特别是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清王朝是没办法承受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清朝自从把明朝打下去以后，基本上一直到太平，将近20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打过大的战争，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都是很少的，鸦片战争也就是短短两年的时间。在这之前，不管是白莲教的起义，还是其他的，都常局部、非常短暂的战争。到了太平，涉及到的省将近10个，持续的时间是15年，所以太平给清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融资挑战，到最后把清王朝给拖下来也不奇怪。
回到左棠的挑战。因为靠财政盈余积累下来的资金为西征提供经费的支持很难，特别是他去西征的时候，清王朝花了15年时间应对太平军，所以清朝正式的财政等方方面面都已经耗干了。第二种融资途径对于当初的左棠来说就是靠卖官。
清朝到太平之前一直问题不是很大。根据一些估算，很多时候清朝战争开支大概有30%是靠卖得到的收入来补贴。但是到了太平期间，这个就很难了。
比如太平之后，1867年，当时湖南的巡抚刘崐非常，因为太平之前的规则是由户部统一掌握。各个省要靠卖官得到收入的话，界限比较明确。湖南要卖在湖南卖，不能越界，不能湖南跑到湖北，或者是湖北跑到安徽，但是在太平期间开始就乱了。刘崐就抱怨，皖军怎么跑到长沙去卖官。安徽就不干，因为安徽有钱人承受的负担太重，所以安徽本地卖官还不够。但左棠当时在甘肃、陕西、山东也设立了很多捐局去卖，后来发现融资量对他西征作为军费来说实在没有办法。
清朝主要的融资安排是协饷制度。就是有钱的省、穷的省，包括没有战争的省，把他们的钱拿过来去支持处于战争之中的省。但是协饷制度有一方面让左棠很头痛，就是协饷的经费什么时候来总是不确定的。有的时候是比较早到了，有的时候是好多个月，甚至拖一两年都没有办法到。对于当时的军队老板来说，什么时候钱来才可以给士兵发工资。如果不能够做到正常按时的发工资，士兵愿意帮你的程度可想而知。
后来左棠得到的根本帮助是来自胡雪岩。因为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上海的金融市场已经比较发达了，有汇丰银行等等这些央行。从1874年开始，左棠主要是通过胡雪岩的帮助，从汇丰银行借了很多的钱，加在一起大概借了2千多万两银子，带来的好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提前把未来不确定的收入拿到手，按时按额给士兵发军饷，等到以后协饷经费到来了，再给银行去还。这样就把开支的不确定性、波动性给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有了这些借款，左棠可以停止卖官。但是出资的一方要承受一些波动性风险，而金融机构就是帮助你平滑收支的流动波动的程度，所以带来的好处很大。
总的来讲，因为文化的原因，今天金融在中国的接受度还不是完全到位。为什么清末的时候、大臣没有办法？这也与文化对市场的有很大关系。
1911年辛亥胜利，中华临时在南京成立。辛亥胜利，孙中山并没有马上去南京真正接任临时大总统的，而是去了英国和法国借钱。因为他知道，胜利了很好，但是钱从哪里来？
当时中华的税收来源大概不到清朝的1/3，但是开支比清朝要多很多。孙中山去了一趟欧洲，1911年12月回到上海。下船以后记者就问他：“大总统，你这次到欧洲找钱怎么样？”孙中山说：“我空着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他回到上海，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南京成立以后，大概有20多万民军等着把欠他们的军饷给他们，同时给他们另外一些补贴，把他们给打发回去，但半天都得不到，就开始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很清楚，如果临时大找不到钱，刚刚成立的中华很有可能要垮掉。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一般的历史书里不会从融资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在1912年2月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让给袁世凯。一般说是因为袁世凯有其他的，但实际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袁世凯能够找到钱，而孙中山找不到钱。
前不久和一个在的朋友讲这个事，他说怪不得去年上半年他在参加一次拍卖，让他很不高兴的一个事是国父孙中山亲笔写的“”的字2万元港币，还不到2万人民币。他一想，孙中山亲手写的“”这两个字那么珍贵，怎么才2万块钱。坐在他旁边的朋友跟他说，你不用着急，因为当初为了，从1900年之前一直到1911年，孙中山到、夏威夷、、欧洲到处融资，写了很多“”，所以是不是他亲笔写的，连专门仿造古迹的各种艺术品的人都不愿意仿造，因为太多了，所以没有人在乎哪个是亲自写的，哪个是假的，不值什么钱。
到1911年底，孙中山已经把他个人的信用耗干了，在1911年底跑到欧洲去借钱融资，没有人愿意给他投资了，所以回到国内。但是袁世凯没有这个问题，1912年，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以后，当年就从不同的国际银行做了5次借款，让南京不至于垮掉，而且把民军都打发回去。尤其是到了1913年，我们统称为“善后大借款”，总共借了2500万英镑，期限47年，年息5%，其中前10年不需要还本金，只需要支付5%的利息就可以了。这个融资对中华活下来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为什么国防金融的问题对现代国家来说，从十七世纪开始就越来越重要？过去的朝代，战争融资、国防融资的问题也重要。但是总的来讲，冷兵器时代融资的挑战也有，但是在数量级上和热兵器时代对战争融资带来的影响是完全无法比的。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尤其是现代国家的兴起，实际和现代财政国家的兴起是一回事。
现代战争的兴起，是跟现代财政国家的兴起划等号的。之所以现在财政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财政融资的能力越来越重要，一个是和福利国家的兴起有关系，跟福利越来越多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甚至于在早期的时候更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热兵器带来的影响。现代军火热兵器时代的到来对于战争的打法和常备军要有多少，民军要有多少，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简单说，一个是热兵器价格非常贵，就像我们说到的航母，一艘就可以达到80亿美元。当初的火炮，越来越复杂的火炮兴起时，价格可能没有像现在的航母这么贵，但是相对于梭镖和长矛来说，越来越复杂的火炮价格肯定是高的。我作为外行了解一些文献，防御设施相对于冷兵器时期来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原来是简单的碉堡，搞一些石头、砖头就差不多了，一般的长矛打不过来。但是越来越厉害的火炮出来以后，一轰炸，早期的防御设施就不行了。到了16、17世纪，所谓意大利的要塞（traceitalienne）就必须越来越、庞大，花的钱和工程时间必须多很多。工程兵也是因热兵器而兴起。
再就是常备军的必要性，比原来冷兵器时期发生了性的根本性变化。不管是唐朝还是宋朝，他们面对的农民起义军，武器不对称的程度不高，但是热兵器时代就完全不一样。这样一来，逼着要花更多的钱去按照新的方式训练常备军，经费就大大增加了。
在热兵器慢慢进入西欧军队早期时，1550年前后，英国的正规军大概是66000人，到了1700年以后上升到19万人。法人增长幅度更大，1550年左右大概只有5.7万人正规军，1780年上升到26万。
前面提到从16世纪晚期一直到19世纪，英国的人均税负从最初的45两银子上升到19世纪末期的344两银子，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所以英国需要征的税越来越多。法国也经历了很多税负负担的增长，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这个图蓝色反映的是奥特曼帝国人均税务负担，基本上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期变化不是太多，但是西欧国家的人均税负一直在上升。当然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从战争融资的角度，发现军队越来越广泛使用热兵器，由此产生了军队的变化，要求他们有更多的财政收入。另外一方面，财政税收是常规的建立军队的经费来源，但是金融市场更多的是要解决突发、应急的开支带来的挑战。
上图把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法国国债利率和英国的国债利率放在一起来看，大致上法国公债利率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平均下来在6.5%左右，同期的英国国债利率大概是4%。从融资能力、金融市场发达的程度也决定了英国和法国长达200多年的竞争竞赛中，英国的融资能力更强，债务融资的量和成本、价格更有优势。这些方面对于英国海军从18世纪后期一直到19世纪中期带来的结果常关键的。
下图反映的就是海军军舰的容量，的线年。下面反映的是法国、西班牙等等其他西欧国家的海军实力对比。
税收能力很强，再加上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也很强，这两方面英国的优势对于光荣之后，特别是18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到一战的开始，英国的实力毫无疑问是在欧洲国家中排第一，有非常关键的决定性作用。
下图反映的是从1700年光荣十几年以后，英国银行成立以后，让英国有了国债。把每年英国国债的余额除以当年以GMP，类似于P。
国债余额在拿破仑时期达到了顶峰，相当于英国当时P的2.6倍。1826年左右英国议会通过一个法案，要求英国以后每年可以有财政盈余，不能有财政赤字，必须每年想办法还掉国债。那时候开始，英国的国债余额相对P的水平一直下降，到什么时候达到了最低点？恰恰在1914之前，就是一战之前，在我们认为大英帝国正式结束的时候，也是英国国债余额最低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大英帝国最强盛的时候？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一八二几年、一八三几年，那时候是英国国债欠债相对最多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负债多和少本身并不真正代表实力的强和弱。如果非要解读，实际上融资能力强，使得融资量相对于P来说很多，恰恰是要反过来看，代表他在那个时候的实力实际是很强，而不是很弱。
为什么中国从太平以后，以前觉得军阀割据的局面在中国近代怎么形成，为什么清那么傻，各个督抚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1911年以后，一直到1928年之前，各个省都有自己的军阀，为什么会出现失控的局面？
当然可以说那时候不管是还是总统都太了，但这样下结论有点太简单了。因为热兵器从太平开始，李鸿章知道洋枪洋炮是唯一的选择，必须往这个方向做。从曾国藩到当时的湘军还是其他统帅，都没有办法适应。清原来融资能力那么弱，热兵器进来之后，尽管太平从李鸿章到其他的官员都知道，必须要学着办新式的军队，但是钱从哪里来？那时候一方面财政能力很差，但是靠金融市场融资方面，除了靠央行提供支持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最后逼着清各个省自己看着办。
研究财政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厘金的出现。厘金相当于贸易税，在湖南洞庭湖边上可以设置很多，任何的船运的船从这个过时要收1%或者10%。这样一来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坏事，之所以从太平以后，厘金的制度不仅没有被放弃，而且被不断强化，就是因为各个省要发展自己新的军队需要钱，而又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靠厘金。各个省可以发展自己的军队以后，谁可以通过银行融资得到钱，那个省的军队就可以更强，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28年。
从大致的历程上看，新式武器主要是在太平的时候开始，正式用在中国境内的战场上，先是太平军自己洋枪洋炮比较多。1860年，上海道吴熙和本地官绅花了一些钱雇了一个美国人华尔来组织中国的第一支完全是洋枪洋炮支持的雇佣兵。当初洋枪队都是雇佣印度人，和现在的巴基斯坦、吕宋人等等。1862年在李鸿章的提议下，清把洋枪队买过来，归属到淮军里，由李鸿章接管，把名字改为“常胜军”。
从1862年一直到1864年，太平结束以后，把常胜军解散，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军人数量一直维持在3千左右，最多的时候有5千人。具体的武器装备，按照现在的标准根本不算什么，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很厉害的，有3门24镑的榴弹炮，18门12镑过山炮，4门32镑榴弹炮。当时常胜军打仗的做法就像现在熟悉的，先是用火炮长时间的轰炸，把对方很多防御摧毁，然后步兵冲上去。
1861年，李鸿章正式接过来之前，常胜军的洋枪队参与了一些和太平军的作战，开始并不是很成功，大概一半胜利一半输掉了。1862年开始，每一次和太平军打仗都胜利，1862年打了14场，1863年继续和当时的军队一起，对太平军构成了非常大的，常胜军对于平息太平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经历对于李鸿章来说影响很大，尽管1864年把常胜军给解散了，后来在1865年李鸿章给写的奏折里说到，“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火器之精利，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枱、鸟枪，而变为洋枪”。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清才把李鸿章当初的当做一回事，所以重新在天津按照编练一支新式的陆军，当时叫做定，一共10个营4700多人。1895年的时候，由袁世凯接过来，按照找了的军官来训练当时的军队，很快扩展到7千人。
1896年清要求各个省开始编练新军，但是五年之后的1901年，跟八国联军作战的时候，原来各个督抚下面培养的新军根本是不管用的，因为和八国联军作战根本不行。1903年开始，一直到1904年，清决定继续花更大的力气。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全国一共要编练三十六镇新军，而且把军队的结构做很大的调整，但是到后来，一直到1907年，大概四年以后，真正练成的新军只有十六镇，十六个混成协。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在训练和能力方方面面是最好的，由他的六个镇分别管直隶、山东和东北一些省。我这里想提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各个省尽管当时得到的指令，要去编排、训练新军，但并不是每一个省都做到了、做成了。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看哪个省愿意，能够从外国银行借到钱。1902年至1907年，袁世凯为了编练新军六镇，花了很多经费。根据现在的历史估算，每一个镇的开支大概是260万两银子，所以六个镇一年要1560万两银子。这是个什么概念？那时候清朝整个财政税收一年是8千万到9千万两银子，将近1/4的钱供六个镇，还有10个分别在其他省的镇的开支加在一起。
清朝到最后因为新式武器的到来，改变了军队的结构。军队的开支，不管是武器还是人员的开支，清朝的融资能力和财政能力没办法跟上，这两方面的矛盾构成了后来不仅仅是整个中央没有办法做下去，各个省的督军分别自己玩自己的，如果能够融到钱实力就更强，融不到钱就不行。
这方面袁世凯比其他的督军要好多了，他和汇丰银行、德华银行的关系非常好。到了1911年底、1912年初的时候，孙中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位给袁世凯。所以从开支的数目来看，热兵器时代来到中国以后，对于过去的体制来说形成的挑战很大，暂时没有办法适应过来。
以1905年作为例子，当时通过中央的拨款，还有其他的税款收入可以给袁世凯的六个镇大概提供899万两银子的支持。其他的钱主要是通过发公债，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在省层面、督军层面发的第一笔公债，在那之前主要是户部去发行债务。
辛亥第一炮在武昌起义开始，武昌那边是张之洞编制的湖北常备军。之所以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时能够培养起来新军，也是因为张之洞用了借外债的，主要是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在1907年的时候借了188万两银子，在这之前还有其他的这方面的开支。清允许各个省建立自己的新军，不管是通过厘金还是通过借外债等其他方式得到资金，各个省的度很大，造成了清朝之前各个地方督军实力很悬殊的结局。
下面以张作霖和阎锡山的对比来看看在军阀混战的1916-1927年之间，谁怎么样用金融产生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张作霖的实力远远比山西的阎锡山的实力强很多，至少一部分原因是跟融资手段的不同有很大关系。
因为本来山西、奉天在地理、物理上的收入，两个省之前应该是差不多。但是阎锡山在山西除了财政以外，补充性融资的办法主要是靠超发货币。超发货币能够带来的融资帮助是短期的，不是长期的，借的债务是47年才还完。因为多发货币马上就变成通货膨胀的压力，等于让当地人无形中帮助阎锡山增加军费开支的支持。
张作霖是通过三四十年、五十几年的长期债来融资，张作霖的做法把压力分摊到未来50年来分别去承受，而阎锡山的做法是把额外的融资压力当下就让你感受到，百分之百的现在付完。这样一来就不太奇怪，在那个时期，山西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很多，反过来对于阎锡山的新军扩张构成了很大的约束。但是张作霖不是这样，由此带来的结果，到1922年的时候，山西阎锡山和奉天张作霖的实力对比，阎锡山有士兵2万人，火炮56架，机关枪大概是36挺。张作霖士兵5万人，火炮75架，机关枪110挺，这个是更管用的，当时机关枪像核武器一样的。之所以有差别，就是因为和融资手段不同有非常大的关系。
1927年军阀混战结束时，张作霖作为中华最高统帅，阎锡山慢慢就削弱了，在具体打仗过程中，1920年奉天和皖军作战，1922、1924年奉天和直隶做了几次，最后在各个军阀中，张作霖明显具有优势。
上述案例是想说明一点：热兵器进入人类社会之后，先是影响了国家的财政融资压力，也他们去发展金融市场。到了19世纪和中国接触，还有其他地方继续扩张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另外是热兵器进入中国以后，对于清朝后来乱了阵脚起了根本的作用，但是在观念上，金融市场的使用和发展上，并没有跟上来，至少没有那么快跟上来，对于后来清朝的结局，甚至于对北洋军阀时期的格局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这些金融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理解判断美国今天的实力，也可以有一些帮助。实际上，和英国比，美国到目前为止的国债宏观负债水平并不是那么高，现在的国债余额大概是P的1倍左右，英国在19世纪初期时达到了P的2.6倍负债余额，如果以那个作为参照点，美国还有1倍的融资潜力可以用上。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融资容量很不一样，从金融专业的角度来讲，有几方面因素会决定一个国家的融资能力、潜力有多大，做到多大时不会出现危机。
一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债券市场是不常发达，尤其是债券市场参与者能够接收的债券期限有多长，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说像原来和清朝的时候，中国的民间借贷市场超过六个月就被看成是长期债，当然今天在中国也可以发行50年甚至上百年的债券，也不是问题，也还是有人买的。但是在清朝和时期的中国，除了向洋行借40几年、50年的债以外，在本土，自己的借贷市场要借这么久期限的债务不可能。如果市场能够接受的债务期限都是很短，这对于国家和企业的融资能力、融资能量的约束就会很大。
但相对来说，在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可以发行没有期限的永续债，我在耶鲁的同事收藏了很多荷兰地方在17世纪发行的债券，这是没有期限的，现在只要拿那些债券的票据、权证到荷兰的每年付利息，他们现在还是付的。如果信用这么好的话，债务融资的容量就可以很大。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各个国家的债务融资空间、容量是很不一样的。
总而言之，金融对现代国家的实力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对于应急战争开支。金融市场能够提供的支持是不能低估的，不管是从经济发展、企业融资还是从家庭解决金融需要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国防，尤其是应急战争融资的角度来看，金融市场常关键的。金融在历史上，至少从宋代开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热兵器时代之后，作用更大。从这些角度来看，至少我认为美国的资本市场那么发达的条件之下，不管是印太战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还是从其他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低估美国可以继续发展的潜力，至少从金融角度来看的潜力。
导语：国际金融是指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经济、、文化等联系而产生的货币资金的周转和运动。国际金融与一国的金融体系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大区别。国防金融是国防经济学的一部分，旨在利用民间资本和现代资本运营手段满足常规和非常规的国防开支，扩增国家的国防能力。纵观，国际金融、国防金融都与国家实力息息相关。那么国家是如何运用国际金融手段国家利益？国防金融在现代社会何以可能？
本文内容依据作者在参加2018年3月17日由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和大国策智库举办的“大国策对话：国防金融与军人保险”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整理。专家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中国欧洲学会法国分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世经政所、欧洲所学术委员，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外交学院、外国语大学兼职教授等。
第一个故事，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其实决定了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其背后实际上是当年中日融资水平和融资渠道的重大区别。换言之，甲午战争的中日分野最开始是在金融不行、融资不行这个问题上。19世纪，中日都不太会融资，清朝基本没有融资渠道，除了征税没有融资手段。
因为日本和中国文化很近，基本上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所以之前日本也不懂融资。但是就在甲午战争之前不久，当时伊藤博文做首相的时候去了一趟美国访问，在访问美国的时候，伊藤博文突然发现了这样一个事，美国可以发国债，国债可以借钱，借钱就可以干很多事情。伊藤博文访问美国回国后就发了2笔国债，这2笔国债就使得伊藤博文有钱组建了庞大的日本舰队。日本舰队实际是在中国北洋舰队之后发展起来的，但是因为这两笔国债就买了许多快舰，而且有充足的弹药，日本的海洋舰队得以迅速建立。反观清朝，在金融方面既不知道怎么发债又不知道怎么借钱。近代史讲慈禧太后为了过生日北洋海军的钱建颐和园，但其实建颐和园没有多少钱，如果她像伊藤博文当时那样想明白这个融资的事，借一点钱的话，北洋舰队就不至于最后在甲午战争时连弹药都没有。所以，清不懂金融，不知道借钱，不知道打仗实际是靠借钱，而是在民间，让钱庄出贡献，而且也没有固定的财政收入和固定的借钱方法，所以打仗时就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清朝最后是失败在金融上，而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这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战败的结果非常严重。中日两国差距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实际上当时日本也很穷，日本是在国内发国债融资。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很多钱，实现起来很困难。正因有了中国的一大笔战争赔款，当时是白银，也即在国际市场比较有力的硬通货。所以，伊藤博文拿着中国赔的白银跑到伦敦市场做抵押，拿到日元的金本位，把日本的货币跟金价挂钩。因为它拥有庞大的战争赔款，在伦敦市场可以大量发行日元的国债，而且日元有金本位做支撑，英国国际市场的投资者争相采购日本的国债，日本便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融资。日本小学免费教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使得它的国力，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硬实力，还有整体的国家教育、劳动素质、劳动力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可见融资这个事非常重要，懂得现代资本融资，才会使用别人的钱让你的实力发展起来。
清朝没有完全接受这个教训，在左棠借钱平叛新疆之前又做了一件使它彻底崩溃的事。慈禧太后1900年对八个国家同时宣战，意味着清朝一国和八队一起打，结果不言而喻。失败之后又赔了很多钱，赔钱之后的结果非常严重。这是因为当时战胜这几个国家，特别是欧洲这几个大国，比如、、法国、英国，欧洲这四个列强都是清朝拿白银去购买他们的国债。但是当年清朝没有货币体系，只是靠白银流通做货币。所以结果是清用白银去购买这些国家的主权债，直接后果就是我们给别人输血，而我们自己则不断失血，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大幅的通货紧缩。因为白银流失后就没有货币了，没有货币的结果是造成全面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到了什么地步？当时商人不愿意开市，农民不愿意种田，因为越种田越赔本，越做生意越赔本。所以整个萧条就是从1900年之后的通货紧缩造成的。
清对现代货币的管理较差，没有明白如果当时能够像美国战争之后那样靠发白条融资，中国经济是有可能的。当时美国战争后因为失去和英国的联系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美国经济怎么办？当时美国人想出一个招，就是发券，也就是打白条。虽然造成了那个时期美国经济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但是使得美国的经济拥有一个可以代替英镑流通的工具，所以美国在战争之后就是靠白条度过。可是清朝甚至连此类想法都没有，清朝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会有通货紧缩，没有想到用纸币代替白银的方法，因为不懂货币、不懂金融，所以不仅甲午战争败了，随后八国联军的战争又败了，关键是败在金融货币上，最终致使国家一塌糊涂。
国际金融是个隐性的能力，和国家能力与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是的。之前我们讲英法在对立中为什么后来英国一直得胜，实际上当年英国融资和法国融资能力相差很大，英国融资的能力强、融资体系好就决定了它的成功。
英国在历史上有两位叫作威廉的国王都是外国人，第一个是诺曼底公爵，1066年占领了英国，变成英国国王。第二个威廉是威廉三世，光荣以后，取代查理二世成为英国国王。光荣后，威廉三世将荷兰的融资体系带到英国。实际上英国开始的国际融资能力也很弱，但是当时荷兰是最开始建设金融、融资体系的国家，英国可以借鉴到比较成熟的经验。比如，其中一个最有名的经验就是荷兰的债务、公债信誉非常高，到现在为止还可以付息。荷兰公债信誉高的前提是以议会为债务做抵押。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欧洲都是封建社会，主要以国王为主为债务做抵押。但是国王去世后，国王抵押的债务可能就成为悬案，继任国王的信用也是问题。但是议会是一个长设机构，因此以议会为抵押的债券可信度就比较高。信誉越高，违约成本越低，可信度越高，发债的利息就越低，这也是为什么荷兰的债务利息在当时的欧洲是最低的。威廉三世回到英国后采取同样的方法，在英国议会和英国国王之间达成默契。国王发债，议会背书，从而一下使英国国债利息大幅下降，远远低于法国国债利息。如此，虽然英国和法国几百年都在对立、冲突、战争，但是在各种各样的战争中融资的成本完全不一样，英国的融资成本一直低于法国，也就拥有了较大优势。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甚至法国国民都认为英国国债更好，比法国国债更保险和值得选择。这是因为法国国王经常赖帐。当时买的不是老百姓，都是银行家、大资本，他们要为国王融资。但是当法国输了战争时国王无法债务，所以经常会有赖帐的情况发生。这个过程中，法国国王的融资越来越贵，而英国的融资越来越便宜。后来法国的有钱人也不买法国国债了，去买英国国债，因为英国国债比法国的保险。在这种背景下，实际上拿破仑战争不是输在战场上，而是输在金融市场上。整个法国国债的利息和英国要差将近十个百分点的利息，导致法国最后无法融资，而且法国人投资到英国，相当于资助英国来打法国的战争。
另一个是易斯安那购地案。当年美国战争以后，门罗是派驻法国的公使。法国以3美分一英亩的价格，将相当于原来英属殖民地2倍的土地卖给美国。虽然看起来美国赚大了，但是当时这笔钱相当于美国好几年的预算。美国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根本买不起这块土地。怎么办？美国人选择到伦敦市场上发债，发了1500万美元的国债。因为当时新收益和信誉比较好，所以英国有钱人竞相采购。美国成功融到1500万美元的资本，付给拿破仑，之后拿破仑又拿这笔钱在欧洲上一切，因此这个事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人出钱帮助拿破仑打了一场欧洲战争。
国际金融常隐性的，它复杂到交战国根本不知道资金来源。结果就是法国人出钱帮英国人打法国人这样一场欧洲战争。当时的国际金融就是这么复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中国仍然要维持对资本账户的管控，因为如果中国资本账户，中国的富人在这种隐性作用下最终帮助了谁是不得而知的。
总之，实际国际金融市场常复杂的，其相互关系对国力的增长有重大影响，但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一目了然。
实际上，金融本质上就是债务，就是用未来的收益吸引别人购买你的债务，这本身就叫金融，金融就是这么来的。从这个角度讲，之所以人家愿意掏钱去买你的债务，很大程度上是看你未来的收益比较好。而国防和金融从根本定义上讲关联不大，因为国防是一种财政开支，金融是一种收益。国防金融的开支拿什么东西做收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国家靠在金融市场上发债，有能力之后再给国防拨款。国家是以其他的名义，以其信誉和征税的手段来通过财政的平衡给军队拨款。历史上有欧洲的富人、银行借钱给国王打仗，是完全的国王金融，打完仗可以，完以后就可以高回报给投资者，但这是建立在可的基础上的。可是现在就比较困难，现代战争包括伊拉克战争，美国打仗以后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打6万亿美元的战争最后没有什么收益。
通过打赢战争偿债在历史上是可行的，但是现在这个事越来越难办。因为现代战争很难达到发战争财还钱的效果。所以从本质上讲，国防金融实际是国家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去发债。国家有国家的信用，国债是有利息的。虽然投资者不完全清楚这个钱用作什么，比如对越战争、对印战争，都是国家融的资，而且打仗是没有收益的，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可以给投资者利息。国家融资、国债与市场经济有关，但也不绝对，因为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存在的。只不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剩余的储蓄。那时也会发国债，但是是出于爱国主义，比如50年代时，100块钱的储蓄也会去买国库券，而不是固定利息的储蓄。因此，计划经济时代也会发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金融，只是那个时代的金融和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完全并非一个概念。
现在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其他机构，中国人的储蓄很多。所以，利用金融市场来增加国家能力的空间很大，但是需要一个名目。国债可以是一个名目，国防金融很大程度上是靠国家的声誉在发债，是以财政支出的形式给军队融资。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以国防的名义去发债融资，这是需要考虑的。因为现在以国防名义的开支，以国债的形式去发是有可能的，只是需要有一个危机背景。
本文依据陈志武教授在2018年3月17日由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大国策智库共同举办的2018年第一期“大国策对话：国防金融与军人保险”中的主题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