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风月，本无常主，得闲便是主人”，苏东坡的咏叹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寄情山水的情怀。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有着悠久的地理学传统，涌现过众多著名的地理学家。他们的探索，不仅为今天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留下了值得纪念的开拓。
诚然，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中国古代地理虽然一直算是显学，但却往往居于边缘，对于地理学家、探险家的记录和赞美也远不如和阿拉伯世界那么多，但先辈筚蓝缕的努力，仍为我们了解中国的过去，思考中国的未来，提供了借鉴。基于此，本报从今日起将陆续推出“中国古代地理学家行迹”系列，敬请关注。
王士性与徐霞客，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的双峰。有专家指出，王徐二人的贡献在“伯仲之间”，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而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王胜于徐。然而，在后眼中，徐霞客的名声显然响亮得多。
通过网络搜索“王士性”三个字， 能找到的资料很有限。这位“宦游”半生的地理学家，在被淡忘了400年后，虽然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仍是孤独而寂寞的。
王士性是浙江人，故乡在今临海市沿江镇兰道村。此处至今仍是王士性聚居之区。村口有一座小亭，名为王士性纪念亭，据说是村中的王氏自发捐资兴建的。
关于王士性的资料，过去能找到的并不多。2009年左右，梁光军等人在临海城关龙须巷11号敖雪贞老太太家，发现了一份王氏所属的《章安王氏谱》，当中明确记载他生于1547年3月27日，卒于1598年3月26日，享年51岁。王士性和他的伯父王沐及堂弟王士崧、王士琦、王士昌，均为明代进士、一代，以后都入《明史》，且有传。同一时期，一家五口同入正史，这在全国是少有的。
王士性31岁中进士，领到的第一个是确山知县，之后历任礼科给事中、广西参议、河南提学、山东参政、右佥都御史、南京鸿胪寺正卿，不久致仕归里。21年“宦辙所至”遍游五岳兼及各地名山大川。除福建外，其余两京十二省均留下他的足迹。四十年后，徐霞客在游记中称王士性为“王十岳”，可见对他的推崇。
与徐霞客“驴友”式的自助旅游不同，王士性的旅游更多地得益于官员的身份。这让两人具有了不同的视角。王的游历以成熟线为主，记录是事后回忆的游记；徐则带有更多的探险性质，记录是每日不缺的日记。1983年，在桂林召开的一次纪念徐霞客的会上，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前辈谭其骧教授发表题目《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讲话。对徐霞客与王士性的成就贡献进行了比较，指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王徐二人的贡献，在“伯仲之间”。当时中国划分为15个省级行政区划，两人各走了14个，王缺福建，徐缺四川。
和“徐霞客之”正在准备“申遗”不同，王士性的行迹并无系统的梳理，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著作去一窥究竟，感受一下时过境迁、沧海桑田的变幻。
1588年，王士性来到了武当山。从他自己的记述中可知，这次是他入川典试后，取道长江三峡，再到襄樊、谷城、界山，由草店开始登山的。在武当山的四天中，他游览了草店、治世玄岳坊、遇真宫、回龙观、朝圣天柱峰、均州净乐宫等十几个地方，皆为武当著名景点。35年之后，徐霞客也来到了武当。所不同的是，他是在游历了嵩山、华山之后，取道商洛武关道抵达均州，在此游览了三天。
王和徐的游览，都从草店、均州为起始，由此可见均州是当时武当之旅的聚散地。当时王士性曾武当“山饶水瘠”，引为憾事。1967年武当山北麓丹江口水库的兴建，解决了水的问题，但可惜的是均州古城、净乐宫、迎恩宫等均已经淹没在丹江口水库的茫茫水域之下，成为又一憾事。而千年历史的古观遇真宫，也在不久前毁于大火。
或许是因为官员的身份，王士性每到一处， 都十分留心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社会经济、交通漕运、地理形胜、民间习俗和人民疾苦，注意研究各地社会文化的差异，见解独到。正如著名地理学家周振鹤在王士性著作的前言中所言：“继《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开我国人文地理研究先河以来，其后长时间均未能超出《史》、《汉》的水平。可以说直到《广游志》和《广志绎》问世，才算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因为这种视角，王士性在他的作品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经济重心不断转移。他说：“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吴、越风气未尽开也。盖萑苇泽国，汉武始易暗曶而之，为时未几。唐分十二道，一江南东道，遂包升、润、浙、闽，一江南西道，遂包宣、歙、豫章、衡、鄂，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璟分据，八闽始盛……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
伴随王士性的这一观点的，是他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深入而广泛的考察。如明代广西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品物多达26种，而且还引进了玉米和番薯等高产旱地作物，使粮食产量大为增加，并开始出现余粮外调广东的现象。王士性敏锐地指出：“广东用广西之米，广西用广东之盐；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广西兵饷则借助于广东。”寥寥数语，点明了两广经济互补的关系。
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的大兴，应该说是从唐宋之后开始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带来的经济富足，伴随着市民阶层的迅速发展，令人们有了更多出游的愿望和可能。到了明代，特别是万历之后，旅游又有了大的发展。按照周振鹤的说法：“万历以后……许多知识主张‘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不必抑志’，寄情于山水之间，以遍游五岳为目标。”这和今天人们的旅游思想何其类似。
但虽然有钱有闲就能旅游，却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地理学家。中国古代知识的游历，留下的大多是模山范水的诗歌和游记，其中具备科学价值和开创思想的则并不多。
台州地方文史专家何林辉指出，从现代地理学的观点看，王士性对地脉、地貌、气象、水系、异像（佛光、海市蜃楼、地震、月食、彗星）的记录和研究，至今仍具历史价值。尤其对西南石灰岩地区岩溶地貌的探讨，由看山问水引出的唯水而知山等论断， 沧海桑田双向变化的观点，以及西湖之游宜晴、宜雨、宜雪、宜月的结论，即使今天的地理科学工作者也为之折服。他的《五岳游草》、《广志游》、《广志绎》等成为我国最早的人文地理学专著；《广志绎》还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记载喀斯特地貌的地理学巨著。
从微观角度看，有研究者认为是王士性最早看出了西湖的旅游价值以及雁荡山夜景开发价值并形成文字的人，可谓一名优秀的旅游规划师。从宏观的角度看，王士性早黑格尔两百年便提出了地理决的人地关系思想，尤其是他将浙江分为浙北、浙西和浙东地区，根据地形地势的特点，划分为平原水乡、丘陵山区和滨海区，精辟地论述了地理对生活于其间的居民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让人惊叹东文化思维的同一性。文章马伊琾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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