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部“爱·责任·成长”主题教育活动研究生专场特别推出【博言厚道】系列。活动组织研究生同学对医学名家进行专访，并将内容通过新平台发送与推广，引导广大研究生思考学术理想，探讨科学人文，寻找与读写医学人的厚道，助力研究生成长。这期活动，我们专访了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医学部公共教学部主任周程教授。
医学人文一直是我校医学教育的一抹亮色，詹启敏主任提出的“医学人文是医学的另一只翅膀”，更是为医学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医学人文研究院，作为北大医学人文教育的根据地，在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中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医学人文的内涵是什么？医学人文教育应该如何开展？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了刚刚走马上任的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周程教授的办公室。周院长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我们在愉快的氛围中交谈了近2个小时。他详尽地介绍了自己从一名理科生跨越到社会科学专业，最终成长为科技哲学研究领域专家的经历，也跟我们分享了他所理解的医学人文，并展望了以北大医学部为首的中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前景。
我中学时代是在安徽长江边上的一个乡村中学度过的。由于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以致考上了重点中学也念不起，只能在口的一个普通中学就读。1981年我非常荣幸地考入上海海洋大学，当时叫上海水产学院。说荣幸，一是因为我是全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二是因为海洋大学是一所1952年就已升格为具有本科生招生资格的中国第一所水产高等院校。当时77级学生当时尚未毕业，加上78~80级的学生，我们是“五世”同堂。老三届学生，大多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锻炼，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非常勤奋，这给我们这些从校门到校门的学生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生活在这样的中，每一个人在学习上都非常努力，我也不例外。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央开始推进干部“四化”和“第三梯队”建设，我接到通知，学校要把我作为党政后备干部进行培养，要求我提前留校工作，这样一来，我服从组织安排，放弃了所学的机械专业，到校团委担任副。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的理工科知识结构不能充分胜任管理工作，理论水平有待提高，于是向组织上提出了希望进一步深造的请求，来到了大学社会科学系。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有幸聆听了一批德高望众的人文学者，比如林泰、李润海、刘美珣、钱逊、高达声、魏宏森、刘元亮、寇世琪等教授的，从而与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9年结束的学业后，我回到上海海洋大学继续从事学生工作，先后担任学校团委常务副、等职。在此期间，我获得了一次去日本访问考察的机会。这次访问考察，使我对日本有了全新的认识。正是因为对日本有着与一般人不同的理解，所以在后来出国时，我没有选择欧美，而是选择了日本。1995年，我考入东京大学综合文化学院交叉科学系，专门进行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研究。虽然入学考试相当顺利，但用日文撰写学位论文却遇到了很多麻烦。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导师——托马斯・库恩先生的佐佐木教授。佐佐木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左翼学者，对中国留学生特别友好，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用八年的时间完成硕士和博士课程，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在日本拿到文科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前夕，日本三大报之一的《日本经济新闻》还专门刊文报道了我的研究业绩。
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前，我就已开始思考拿到博士学位后去哪里工作的问题。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日本，像很多在著名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一样优先选择去日本大学执教；二是返回中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一开始我也闪过留在日本发展的念头，但是一想到中国为培养我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如果我学成之后不回国效力，实在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在收到国内众多高校发出的邀请之后，我于2003年来到了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
来北大后，我主要从事科学技术论研究，主要是用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考察科学技术现象。医学广义上也是科技的一部分，因而来医学部之前我对医学与人文问题也有过一些浅显的观察与思考。
国内的医务工作者大都相当敬业，他们的工作节奏很快，比多数人想象的还要辛苦，但就整体就医体验而言，中国的医疗服务质量似乎与我比较熟悉的日本还有一段距离。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比如我国的人均医疗资源占有量还不够高，高水平的医疗工作者数量偏少且过于集中，医疗的方案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等等。必须承认，国内的医患关系不甚和谐与医学人文教育缺失有着很大的关联。医生给患者治病，不能只关注人所患的病，还要关心患了病的人；既要重视病人身体的医治，还要重视病灵的抚慰。这就要求执业医生必须具有人文情怀。
医学不止是一套冰冷的技术体系，更应是人文关怀的典范。我国目前已发展到人均P接近8000美元的阶段，对医疗过程中的人文关怀有着更高、更迫切的需求。詹启敏主任曾多次强调：“医学人文是医学的另一只翅膀。”既然医疗技术和人文情怀是助推医学生事业起飞的两只翅膀，那我们就必须两手抓。医学人文研究院的就是要将医学人文这只医学翅膀做大、做强。今天，医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明显有别于以往，医学人文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科技已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新人文时代，北大医学人文研究院有责任扛起医学人文教育的大旗。作为医学人文研究院的领头羊，我深感身上责任重大，但我已别无选择，只能砥砺前行，以不负重托，不辱。
2000年，医科大学与大学合并时，专门于医学部内部保留了一支100余人的通识课和基础课教师队伍，并基于这支教师队伍组建了公共教学部来承担医学生的医学人文课、理论课等教学任务。为了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学校后来又基于公共教学部成立了医学人文研究院，并在医学人文研究院下面设立了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研究中心、医学伦理与卫生法研究中心等多个教育研究机构。
医学人文研究院学科覆盖面很广，主要任务是针对医学生开展医学人文类通识教育。目前开设的课程涉及医学生的专业素养、科学、人文情怀、国际视野四个层面，对于医学生专业与通识并重、学养与品德平衡、身体与心灵和谐、个人与团体交融等方面的培养意义重大。
医学人文类课程应该基于医学生的培养需求来开设，应该按照事前确定的教学标准来讲授，切实摸准实际需求，并通过深入的研讨来确定教学标准。为此，我们很想发挥北大医学的优势，组织国内知名医学院校，定期开展医学人文教育研讨，并在时机成熟时组建中国医学人文教育联盟，讨论制订医学人文教育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以推动中国医学人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然，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事做好。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有学系的定位以及课程设置，积极寻求医学部的各方支持，尽快完成内部组织结构和现有课程体系的调整。北大是常为新的，只要我们按照“守正创新、引领未来”的原则行事，我们完全有信心将北大的医学人文学科和医学人文课程体系建成全国的标杆。
能够加入医学部这个大家庭，在詹启敏主任和刘玉村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一种荣幸！我曾经在大学和东京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学生，并在早稻田大学和大学哲学系工作过一段时间，虽然对亚洲名校的教育有过一些切身的，但要完成从学者到院长角色的转变，要带领100多位老师把医学人文类学科的发展基础夯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来医学部后遇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工作会议。这些年，医学部的思政课教学主要由公共教学部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以及医学人文学系负责，本部的思政课教学则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由于两个校园有一段距离，加上授课对象各异，因此两边的思政课教师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而且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也不尽相同。为了盘活两边的思政课教学资源，打通两边的师资和课程，我们正在思考将公教部哲学与社会科学系改组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医学部分院，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对其进行业务指导。作为校本部与医学部深度融合的一项尝试，我们期待此举能够取得成功。因为这样既可为学生和教师带来实惠，又能为公教部其他学科与校本部的深度融合积累经验。
双一流学科建设，这对我们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医学人文研究院有一个与本部共建的一级学科——科学技术史。与本部侧重于物质科学史研究不同，医学人文研究院这边主要侧重于生命科学史，尤其是医学史研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北医就已开始招收医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当时，北医的医学史专业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医学史博士点。后来，国务院学位办决定将物理学史、化学史、医学史、技术史等整合到一起，成立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这样，北医的医学史博士点便顺势发展成了科学技术史博士点。经李涛、程之范、阮芳赋、宋之琪、张等众多学术前辈的大力开拓，今天，医学人文研究院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发展已出现了非常好的势头。
前不久，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公布了2016年国内科学技术史学科的排名。其中，大学位居第三，仅次于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令人兴奋的是，韩启德今年也开始在科学技术史学科招收博士生。这对我们来讲，无疑是一种鼓励和鞭策。我们只有加倍努力，把科学技术史学科做大做强，才能不各位学术前辈。
其实，医学人文研究院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卫生等学科这些年也发展得相当不错。尽管它们都只是二级学科，但它们的作用不容低估！医学人文研究院的很多二级学科虽然无法纳入此次的一流学科建设计划，但是我们仍有必要按照更高的标准来加快建设。红花需要绿叶扶持，医学人文研究院很愿意做支撑北大医学发展的绿叶。
西门的泰山石刻有“厚道”二字，医学部的老师们和同学们都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北医的厚道。我刚来医学人文研究院工作时，喜欢晚饭后到各系教研室转转，我发现很多老师晚上点还待在教研室备课。把课上到极致，已成为医学人文研究院老师们的为学追求。每一位老师都在恪尽职守，都在为学生尽心尽责，大家都在努力做一名厚道北医人。与厚道北医人同行，我感到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