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有一个人数较少且属全民伊斯兰教的民族共同体———保安族。保安族现有人口约1万余人,主要聚居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与东乡、裕固族一样,一般认为是甘肃特有民族。保安族现今尚无本民族文字,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同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东部裕固语有密切关系。
保安族在清代咸丰年间之前,一直居住在现今青海省同仁县的隆务河(亦称保安河)东西两岸,事实上在明末清初时,青海的同仁地区就已形成了多民族大散居和小聚居的“四寨子”(又称四屯,即尕撒尔,年都乎、吴屯、保安),保安人聚居的尕撒尔、保安和下庄三地被称之为“保安三庄”,而当地的土、藏族人称“保安三庄”的保安人为“黑黑”(即回回)。“保安三庄”以外均为藏、土族部落,俗称“保安十二族”。保安城是明代洪武年间为戍边屯垦军士修建的保安堡,至明万历年间扩建为保安城,隶属河州卫,置都指挥管理“保安十二族”。清乾隆年间,保安学姐别这样地区增设营制,改属循化厅,改都指挥为都司,至此有了较为完整的行政建制。保安人在隆务河两岸世代居住并同其它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开发了这块土地。那么为什么保安族会从青海同仁东迁至甘肃的积石山地区呢?用现今保安族干部的话来讲:“这是一段用血和泪写成的历史”(见马少青著《保安族》,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
保安族东迁无史料记载,所以只能从五、六十年代的部分保安族老人追忆中略知一二。大约在清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1861年———1862年),居住在青海同仁地区的保安人举族东迁,这次迁徙的原因传说也较多,《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一书中归纳了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清同治元年,麻巴部落头人联络保安地区的者以及藏传佛教的部落排挤保安人,保安人迁走。
三是同仁地区佛教的者采取行动,强制伊斯兰教的保安人改信藏传佛教,因此,保安人迁徙。《保安族简史》一书中对东迁的原因也归纳了几种说法,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笔者认为,在保安人举族迁徙这一问题上,最主要的是由于当地土司头人和上层等地方的不断扩展,特别是清廷者利用同仁地区各民族风俗习惯和教的不同,不断,以至最终引起民族仇杀和械斗,才使保安人在付出血的代价后,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迁往积石山的大河家地区。人们很难设想,在清朝封建的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教、生活习俗与周边大多数民族完全不同的弱小民族共同体,能够很好的和发展。客观地讲,导致保安人举族东迁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当时青海同仁地区民族的、教的、生产生活的以及其它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决不是一两件偶然的突发事件所能左右的。据说冲突发生后,藏民集兵,准备动武,其中有藏族部落“吴屯”的头人,俗称“吴屯王爷”将此讯立即传给下庄的保安人,要他们赶快逃命。保安人闻讯大惊,正当保安人积极商讨准备迁往他乡之际,麻巴部落、尕寨东部落联络“五坊头”土族和其它部落,已率先包围了保安城,当时城内的保安人因城外发生民族械斗,每夜不燃灯火,以避风险。而此时一些封建上层却互相,事先通知城内的非保安人彻夜点灯,于是对方的兵入城后,见无灯者即。由于保安人无备,来不及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致使部分人,部分人仓惶出逃,男女老幼爬水洞出城,汇合到下庄。他们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只好直奔东山。藏族朗加部落让出一条使保安人通过,同时也劝阻其它追击保安人的藏族部落,使保安人顺利通过曼日山和朗加部落辖地进入循化地区。保安城和下庄的保安人出逃的消息传到隆务河西的尕撒尔村庄后,居住在这里的保安人也深感势孤力单,于是他们在马牙拉、马三高、马六十等老人的带领下,通过附近土族浩仑那卡部落的帮助,也家园,迁徙到循化地区。
保安人迁到循化后,受到同为穆斯林的撒拉人的热情帮助和款待,原居住在保安城内的保安人被安置在苏尔工(工,撒拉人的乡村社会组织形式,相当于乡,每工之下领属若干村庄,工和庄是居住的自然村单位,也是行政建制单位);原居住在下庄的保安人被安置在街子工和查汗大寺工;原居住在尕撒尔的保安人被安置在查家工。当时循化地方经济文化也很落后,加之长期的矛盾和影响,群活极为贫困,保安人迁徙到这里既无土地等生产资料,又属寄人篱下,这些因素给保安人以很大的和生活压力。保安人在循化居住了三年后,终因当地人多地少,生计无着而继续东迁。经与邻近积石关内大河家回族头人取得联系后,保安人东渡黄河,穿积石峡,来到积石山下的大河家地区。
保安人初到大河家地方时,那里还是一片未曾开发的荒滩野地,人口极少。由于当地汉民以及河州的马占鳌即将反清起事,保安人将被召参加等原因,因此保安人被安置到回族较多的别藏地方居住。后因别藏地方的自然及经济条件也较差,且整个河州地区的苛捐杂税也多如牛毛,同时又卷入了西北起义的旋涡,致使保安人深受社会动荡之苦,生活极不安定,为了日后重返家园向青海出走,故而又返回大河家。于是,保安人在新的聚居地,按在同仁时的居住习惯,尕撒尔的保安人驻大墩,下庄的保安人驻甘河滩,保安城的保安人驻梅坡,形成了新的“保安三庄”。另有部分保安人驻柳沟的尕集、斜套以及刘集的高李家村等处。保安人选择上述地域居住,从地理区位、地形地貌上看,也是出于防范战事和便于出逃山林的动机。保安人从青海同仁迁至甘肃积石山下的大河家定居,前后大约历时五年。
以上简述的是十九世纪中叶保安族东迁的因由及过程,那么保安族东迁又是怎样一个结果呢?后来的事明,保安族东迁虽出无奈,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至少比原在青海同仁地区居住时有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好的结果:
第一,由于脱离了在原聚居地那种被较为强悍的其他民族分割包围的社会,使得保安族这一弱小的穆斯林共同体得以和发展,这是最值得庆幸的。
第二,在新的聚居地因周边所处的邻邦多数系同教的兄弟民族,故而民族教纠纷大为减少,得到改善,社会生活亦相对趋于稳定。
第三,较之在同仁地区时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明显的改进,如在耕作方法上,总结出一套科学的轮作倒茬制,这就了地力的恢复和产量的提高。二是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如把“二牛抬杠”由直木杠改成曲木杠;用“阶州铧”、“百草铧”取代了“小尖铧”;用曲柄形铁铲和锄代替直柄长方形铁铲进行锄草;碾场使用碌碡等等。这些工具轻巧省力,减轻了劳动强度。三是学会了肥料的科学以及拌种等生产技术,同时由于气候及水肥条件的改善,还引进和增加了新品种、新,如开始种植较多种类的蔬菜、水果、瓜类等,这些都明显地比过去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四是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是打制腰刀的技术有所提高,式样增加,图案愈加精美,以至后来发展成保安族特有的民族工艺品。另外象铸造、金银装饰品制作等方面亦有所改进和提高。
第四,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商贸活动亦开始勃兴,形成了大河家和刘集两个集镇以及临近河州、青海循化等地区的区域性集市贸易中心。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被逐步打破,随着商品市场的拓展以及当时繁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的增多,保安人将更多的农林土特产品为商品卷入市场,越来越多的保安人开始从事工副业和小商贩活动,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
十九世纪中叶保安人的整个民族举族东迁,这在人类社会史上可以说是十分不幸的。在迁徙过程中,保安人了失去家园和颠沛之苦,即造成了这个本来就十分弱小的民族人口锐减,同时也对青海同仁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地,但东迁的结果是使这个民族共同体、繁衍下来,并且在新的聚居地又提高了本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从这些方面来讲又是坏事变好事,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矛盾,极端,就往往向相反的方面,保安人东迁这一事件亦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安族东迁又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决择。
时至今日,勤劳质朴的保安族人民在积石山下已定居一百多年了,百多年的历史,对一个民族来说尽管是十分短暂的,但我们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过去,以便更好地面对未来。记得有句哲言说得好:“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而现实则是流动着的历史。”深入剖析和反思历史,是为了给现实以借鉴,给后人以启迪。今天,在党的民族政策下,积石山下的保安族人民在各方面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民族相濡以沫,团结和睦,历史上那种民族间的相互仇杀,相互所造成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笔者深情地祝愿保安族人民:面对灿烂的21世纪,民族的经济、教育、文化以及各项社会事业定会有更大的进步和提高。